论“中秋节来自新罗”

根据上文两部分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中秋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明晰的形成过程，长久的月亮崇拜、丰富的月亮神话是中秋节形成的基础，而上层文人的赏月风尚是中秋节确立的途径和契机，广大百姓的参与则使之发展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这一过程完全是发自本土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的，看不出任何异域文化因子。

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秋节是从新罗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朝鲜）引进的，如熊飞《中秋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刘德增《中秋节源自新罗考》[1]两文即持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其实，新罗的八月十五节和中国的中秋节是两个分别独立形成的节日，他们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风俗和文化内涵，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不是同根同源，近几年出现的“中朝（韩）中秋节源头之争”完全没有必要。

为了理清这个关系，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古代文献对新罗八月十五节的记载，以探求其来历和特点。

以朝鲜本国史籍所见，金富軾所作成书于公元1145年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一曰[2]：

儒理王既定六部，中分为二，使王女二人各率部内女子，分朋造党，自秋七月既望，每日早集大部之庭绩麻，乙夜而罢。至八月十五日，考其功之多少，负者置酒食，以谢胜者。于是歌舞百戏皆作，谓之嘉俳。

儒理王的统治时间是公元24至56年，是公元一世纪时的新罗王。这一八月十五传说多为后世朝鲜岁时记所采用，认为是中秋节日的源起。如正宗朝（1401-1418）时的《洌阳岁时记》，显宗朝1660-1674时的《东京杂记》，纯祖朝1801-1834时的《东国岁时记》。[3]如此，则新罗的八月十五节在公元一世纪便已形成。

关于新罗的八月十五日之节， 中国文献也有记载，刘德增先生将这些记载爬梳整理、用心分析，如下[4]：

其最早见于《北史·新罗传》：“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隋书·东夷传》所记略同。但不能据此认为隋代以前新罗即有此节，文献关于民俗的记载往往基于修史时的情况，《北史》、《隋书》成书于唐初，其对新罗八月十五日之节的记载应是反映唐初的情况。

《旧唐书·东夷传》记新罗风俗云：“重元日，相庆贺燕飨，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 赉群臣，射其庭。”可见八月十五是与元日并重的新罗节日。《新唐书·东夷传》所记略同。

《太平御览》卷781《新罗》云：“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月旦相贺，王设宴会， 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设乐， 令官人射， 赏以马布。”

《文献通考》卷148《乐考》记载：“新罗，每岁八月十五日设乐， 令群官射，赏以马布。”从中国文献记载来看， 新罗确有八月十五之节。

《北史》等中国文献记载新罗八月十五之节“设乐”；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八月十五之节“作节乐而喜舞”，“歌舞管弦以昼续夜”，皆有乐舞这个内容。不同的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的新罗八月十五之节“设百种饮食”，《北史》等中国文献无载； 而《北史》等中国文献记载的“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赉群臣，射其庭”，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无载。《北史》等中国文献记载的新罗八月十五日之节， 战争庆典色彩较浓；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已民俗化。

在此之前，刘德增先生引用了唐朝晚期日本和尚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的相关记载[5]：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仍（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个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其渤海为新罗罚，仅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后却来， 依旧为国。今唤渤海国之者是也。”

圆仁于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来到中国，于开成四年（839年）来到山东登州文登县赤山村，在赤山法花院住了八个月。法花院是唐时新罗侨民在中国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居住在附近的新罗侨民常到该寺院集会。当时周围居住的新罗侨民有二三百人。圆仁在此停留期间，见到新罗侨民过此节情形，作了上述笔记。

根据以上的种种记载，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初唐时期，新罗就有了在八月十五过节的传统。刘先生归结出四点[6]：

其一，开成四年八月十五日， 赤山法花院的新罗僧人“设馎饨饼食等”欢度佳节。

其二，此节新罗名为“八月十五”。

其三，八月十五日之节， 唯新罗有之。检索文献，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中， 高句丽、百济皆无此节， 独新罗国有之。

其四，八月十五日之节， 是从新罗战胜渤海的庆典演化而来，前后持续三天。

对于新罗八月十五节，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主要习俗，那就是娱乐：“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作节乐而喜舞”，“歌舞管弦以昼续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