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古镜记》仍是一篇上承六朝余风的志怪小说，但它却象天边隐隐而来的第一声春雷，虽不够惊天动地，却强有力地宣告了唐传奇的诞生，成为唐传奇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对于《古镜记》有别于先前志怪小说而取得的成功之处，前人作了许多探索：

“这些故事原都是六朝故事集里所常见的东西，今则以一古镜的线索，把他们连贯起来成为一篇了，这是《古镜记》的尝试成功之一点。（插图本《中国古代文学是四史》第２９章传奇文的兴起）”                                  古今小说纪镜异者，止为大观矣，其事有无，始勿论，即观其侈陈灵异，砟首诙诡，后人模拟，汗流莫及，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汪辟疆〈〈唐人小说〉〉）

    “但这篇作品在小说史上的独特贡献却不在‘藻丽’，而在于其叙述结构。作者描写了一系列的妖异灵怪祸人故事，均以宝镜为线索，全篇以宝镜之得而始，以宝镜只失而终，宝镜作为道教之法器，在小说中成为叙事结构的骨架，这种叙事结构，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未有先例的，因而具有重要地位，”（张振军〈〈传统小说与中国文化〉〉）                                             

    作者以古镜为描写对象，又始终贯穿着王度的活动写物又写人，虽然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在写文章，与六朝志怪的简单记事大不相同，不仅是一个情节增多、篇幅扩大的问题”。（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

    诚然，〈〈古镜记〉〉以三千字的“长篇巨制”，突破了六朝小说的“尺寸短书”；以饱满流畅、优美华丽的辞藻，改变了六朝小说“初陈梗概”的面貌；以志怪兼人事的题材，表明了比六朝小说的进步，但这些探索仍流于表象，远没有切中要害。事实上《古镜记》在更深层次打动读者的却是作者浓郁的无法释然的文人情怀。正是这种耳目一新的文人情怀，既实现了对六朝小说的突破，也为有唐一代传奇奠定了基调。

    什么叫文人情怀？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忧时伤事的情怀，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价值追求的中国文人历来自觉兼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而一旦面临政治的幻灭、理想的失落，其作为文人多愁善感的一面必将凸现出来。夕阳落叶、春花秋景无形中都被赋予了哀怨的气质，随时能触发个人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悲。纵使佳乐美文、奇山异水也不能彻底释然那种积淀日久的心灵重荷。                      

    王度就是这样一个文人，虽然有关他的事迹不详，但从《古镜记》这篇自叙传中还是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他的简单生平。大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初期，卒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一代名士，其兄王通为哲学家，弟王绩为家国人，自己在隋朝时曾官御使、著作郎、奉诏撰修国史。沐浴在一个儒学滋养深厚的家庭、自身又有很高学问修养的王度，自然是个典型的文人，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昔日四海来归统一升平的隋王朝由于炀帝的荒淫迅速走向分崩离析没落飘摇的时代.王度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往事如毁,生涯何地.”对社会有着高度责任心的他虽无力回天，但压抑的情感需要宣泄，需要排遣，而这灵异的古镜正好成了他舒缓郁闷的载体,他要借这篇〈〈古镜记〉〉为隋王朝的日薄西山唱一曲充满文人情怀的挽歌。

    所以这种文人情怀首先表现在古镜的象征意义上。古镜的灵异不仅在于它的降妖出魔、驱病治邪，还在于他象征着一种理想清明的政治、安宁幸福的生活。它的得失意味着隋王朝的兴盛衰亡。宝镜之失于大业是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正是隋炀帝迁都江都的日子，暗指隋王朝的灭亡。“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王室如毁，倘有得,知其所由尔”。杨氏因意外得到四枚玉环，使后代子孙跟着享福，张公因丢失了宝镜，所以丧身，现在宝镜丢失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将不在，富裕强盛的国家即将不在，怎能不让人哀伤欲绝呢？这里虽然有的是祸福征兆宿命的色彩，但情感笼罩了一切。因为作者、国家的命运和宝镜的得失是休戚相关的。这里的王度不是“辩鬼神之不诬”的干宝，不是“自神其教”的葛洪，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在国运衰微、江河日下的动乱末世所发出的绝望叹息。

    其次，这种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还表现为一种悲怨凄美的情调弥漫于作品之中。程雄家婢女鹦鹉之死把这种悲凄推向了极致。

    由千年老狐幻化为人形的鹦鹉初嫁同乡人柴华，然“意不相惬”，性格不和，后被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乃“粗暴丈夫也”，玩弄几年，将其以婢女的身份寄于程雄家，不理不问，最后无意遭遇王度的宝镜，隐迹无路，只得化狸而死，然而这个女子临死前的一段歌唱却让人唏嘘不已：“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这如泣如诉、如怨如怒的绝唱既有对人世的向往，又有对人世的感伤和失落，这远不是一个可怖异类的毙命，而是一个幽怨不幸女子的毁灭，它令人想起了虞姬之死，想起了江淹之恨。想起了人生的种种无奈，这既是王度生于乱世的人生感悟，又具有普遍的文人情怀。

   这种文人情怀还表现在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王度之弟诗人王绩身上。哀愁是无尽的，也是普遍的。王度选择的是惨然面对，王绩选择的是隐逸逃避。

   以抗志云路、栖踪烟霞具有时代审美风尚的选择中，王绩的灵魂或许暂且得到安顿，但我们仍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无法舒展的文人与生俱来的沉重。“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意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他的理论、他的举止无论如何旷达，他的生命情绪却是永不安静的。

    此外，这种文人情怀还表现在用景物描写来烘托人物形象，人和景不再是分离的、各自为阵的。景物既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被注入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如王绩寻幽探穴访奇所遇之景是：

   “跻摄山，趋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涧，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

   “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

   这里极写景物之美之奇，用来烘托王绩超尘脱俗的隐士形象，似乎所历越险越奇，就越远离现实，越让人忘却尘事，越能排遣苦恼。在小说史上，第一次把自然景物和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作者心绪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或许这也成为唐小说和六朝小说的一个分水岭。

    我们读唐小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文人气，它不同于六朝小说的方士气，也不同于宋明小说的市井气，它诗情乐趣、瑰丽高奇，又深沉蕴藉，感伤抒情，这种浓郁的文人情怀不能不归之于王度和他创作的《古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