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的书总是能轻而易举把我阅读的目光吸引过去，并且打动我。这一次，吸引并打动了我的是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纪录的《上学记》。书出版之前，就在《读书》上读到葛兆光先生为此书的序，读到文章中说的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的逸事，老先生把家门锁上一个人飘然离开的镜头一下子在我的头脑中定格。书一出版，各种评论蜂拥而至，众多的声音都集中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一关键词上。必须承认，在阅读之初，也是这一点打动了我。但是让我思考的是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何先生的悖论。在何先生的叙述中：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纵观何先生的一生，也确实如此，一直保持了纯粹的学人本色。但是在这本《上学记》当中，却偏偏不是如此，比如说到清华为吴晗先生树像，谈到对冯友兰先生的评价（在宗璞先生的回应文章中曾经指出何先生的记忆有误，评价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对于史实有必要核实），还有还有……这些评价，偏偏又是政治的。我之所以对于这一点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何先生一个人的悖论，而是当下全体知识分子的悖论，只有知识分子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们的文化学术才有可能出现韦伯式的知识建构以及精神建构。

    另外一点让我感慨的是，在众多对于这本书的推崇声中（这么说，不代表我不喜欢这本书，相反，我喜欢得很），多是集中在何先生身上（我并非不尊崇何先生，事实恰恰相反），但是却缺少了对于记录者文靖的评价。前两天看到《南方周末》缪哲先生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说到对于署名“文靖撰写”的“撰”表示不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很理解这个“撰写”：聊天是随意式的，而行诸文字，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而且，何先生常常说：“人生一世，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从这句话上体现出来的境界，若非有文靖的努力，这本口述历史也许就不会面世，而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就又多了几分苍白，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感谢记录者文靖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文本，无论她是否有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