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国孙振江   来源：检察日报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地位，为律师会见提供了法律依据。经笔者调查，2013年以来，某地级市检察院自侦部门共受理律师申请会见在押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嫌疑人68次，自侦部门共作出许可会见46次，占受理总数的67.6%；不许可会见22次。其中，第一次申请不许可会见13次，占受理总数的19%，较好地保障了律师执业权利。

　 律师会见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律师会见嫌疑人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对传统司法理念提出挑战。有的侦查人员存有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护等思维。同时，个别侦查人员持有“权力本位”的观念，对律师的作用不够重视，难以与律师形成有效沟通。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使得控辩双方力量得以重新平衡，促使侦查人员改变观念，拓宽侦查思路，全面收集证据。

　　案件取证难度增大，讯问效果受到影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侦查人员通常会针对不同案件、不同犯罪嫌疑人，对讯问时机等作一定的部署。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时会打乱侦查机关的讯问节奏，增加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难度。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不稳定性增强。有些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中作了有罪供述，但在律师会见后，其心理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翻供现象，影响了证言的稳定性。

　　讯问拓展线索难保密，案件深挖难度加大。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窝串案，自侦部门通常会采取“办一个、带一窝、查一案、牵一串”的方法来扩大侦查效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会接触一些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如果其泄露这些线索或者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将会引起相关人员的警觉，影响案件的深挖。

　　如何做好赋予律师会见权背景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正确对待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带来的影响，笔者建议强化以下措施，进一步提升职务犯罪侦查水平：

　　侦查人员要重塑现代法治意识，更新侦查理念。一是树立正当程序意识，严格依法收集、获取证据。违背程序性规则的侦查取证行为可能造成证据可采信度降低，甚至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二是强化权利保障意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尊重律师的工作。三是树立主动接受监督的理念，规范侦查权的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是树立由证到供的侦查理念等。

　　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在初查和外围调查上下功夫。初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线索是否最终成案。第一，要做好线索评估、经营工作。收到线索后，要及时评估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和风险性。对事实基本清楚、可查性强、成案可能性大的线索，可进入初查程序。同时，妥善经营好线索，争取在最佳状况下开展调查工作，并制定详细的计划，同时做好保密工作。第二，慎重立案。严格审查初查取得的证据，对证据不足的，要慎重使用风险决策。立案后，要把主要侦查力量放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前的侦查取证上。第三，多方取证。能通过一般途径获取静态证据的，尽可能获取静态证据，对无法获取静态证据的，要善于运用法定手段，调动犯罪嫌疑人在动态中取证。

　　重视首次讯问。立案后的首次讯问是案件成败的关键。要采取短平快的策略，充分把握首次讯问时间差，借助初查阶段收集的材料信息，运用讯问谋略和技巧，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根据讯问过程中获取的新信息及时开展外围调查取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

　　强化证据核心意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案件证据。第一，大胆探索获取口供的措施和途径，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巩固讯问成果。第二，注重证据的全面收集。既要收集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又要及时固定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在辩护律师向证人取证后，侦查人员应当及时了解证人的思想动态，对有改变证言迹象的，及时采取措施对证言加以固定。第三，依法灵活运用搜查、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

　　构建新型侦辩关系，在与律师的配合上下功夫。建立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新型检律关系，是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也是不断提升自侦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必然要求。自侦部门要积极与律师配合，对律师依法参与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正当要求提供支持；主动听取其意见。同时，要引导律师加强自律，防止串供或泄露重要机密事件的发生。

　　完善指控体系建设，提高案件质量。（1）确立侦查阶段的证据审查机制。可分环节、分步骤地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形式上可实行个案专人审查，大要案、专案集体（组）审查，按照初查、立案、侦结等程序设置审查环节。（2）完善相关部门的监督介入机制。对于重大、复杂的贪污贿赂案件，应主动要求相关部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确保合法、全面、客观取证。（3）探索实行侦查终结会商机制。可由资深检察官对案件进行侦查终结前的预审把关；综合运用关于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的要求，着重评估可能发生争议、翻供的言词证据，确保证据体系的完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