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学者曾根据黄帝玉兵权杖的设计图案考证出黄帝时期的建置是十二州，已实属不易，《山海经》又把黄帝时期的十二州上溯到伏羲，提前了二千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幸好，仰韶文化史家类型与黄帝的联系，就为揭秘十二州提供出一批新资料。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面彩陶葫芦瓶与吕家崖遗址出土的黄帝四面纹彩陶葫芦瓶有密切关联，都是葫芦瓶，都是彩陶，都有人面形态，都是精美彩绘，都是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所以，两个遗址既相类，又不同凡响。那么，大地湾遗址有十二州吗？

       2022年4月10日央视10台《考古公开课》节目，播出大地湾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在讲解f901大房子时，向嘉宾提出一个问题：在大房子的正面，有两排柱洞，一排六个，共12个，这些柱洞的意义是什么？有嘉宾回答，是廊柱，被专家否定。而专家呢，也没有给出肯定答案。笔者的回答是，这十二个柱洞，就是十二个旗杆、十二面大旗，每一面大旗代表着一个州，十二面大旗就代表着十二个州。依据就是大房子。大地湾遗址有三座大房子，两座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一座面积是420平方米，是全国遗址中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子，被专家认定为宫廷。是哪一级的宫廷呢？是诸侯国的宫廷呢，还是天子的宫廷？十二杆大旗证明这里是天子的宫廷。就目前所发现的上古遗址中，与伏羲历史最接近的就是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的大房子虽然晚于伏羲时代，但是，祭祀活动是可以上溯几千年，传承几千年的，由此证明十二州“大皞爰过，黄帝所为”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是触手可摸的。

       证明十二州历史的还有一个龙岗寺遗址。该遗址位于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汉江南岸，专家归之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面积15万平方米。遗址出土了三千余件文物，陶器十分丰富，有人面壶、彩陶壶、船形壶、菱角形壶、兽头尖底瓶、人头彩陶壶等。精品是一件彩陶尖底罐，在罐的腹部，分两排，描绘着十二幅人面像，每排六个，每排的人面像不同。人面像是黄帝文化的典型特征，吕家崖遗址的彩陶葫芦瓶上的黄帝四面纹既表现的是四个大臣，也表现的是四个大臣管理四方，所以，这个尖底罐上的十二幅人面像也就是十二州含义。

       五、黄帝与夔鼓。《山海经》记载的历史之所以被称为大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记载了许多历史细节，黄帝制夔鼓就是一例。是书《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中有一座流波山，山上有一种野兽，像牛，颜色是黑的，一只脚，叫声如雷，名字叫夔。黄帝得到了它，就用它的皮做成鼓面，又用雷兽的骨头做成鼓槌，鼓一敲，声音远传五百里，天下震动。从考证角度看，黄帝制作了夔鼓，这种鼓鼓音高亢雄浑，极具震撼力。但是，它不能证明鼓就是黄帝发明的。《世本·作篇》记载：“夷作鼓。”原注是“夷即黄帝次妃彤鱼氏之子夷鼓。其名鼓，以其作鼓。”与《山海经》记载比较，《世本》的记载就是错误的，但是《世本》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仔细分析，两者有蛛丝马迹，即东海和彤鱼氏。只有以渔业为生的氏族才可能捕捞到夔，专家考证彤鱼氏就是位于山东的渔民。推演下去，就是黄帝的儿子捕捞到夔后，黄帝就叫他制作成鼓。这样，黄帝制夔鼓和夷作鼓的记载就是一回事。

       再从遗址中找出新资料以证实。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了一面陶鼓，高65厘米，桶形，口沿呈带状，颈部有贴塑的角形钩钮，平底。年代为距今6000年。2002年陕西千阳沣村遗址出土一面陶鼓，修复后，鼓高90厘米，腹径65厘米，口径48厘米。形似水缸，口沿处有一圈14个固定鼓面的舌耳。鼓腹上有三个直径6厘米的放音孔。是迄今出土的最大的一面鼓。时代为新石器时期。其同一地区的北首岭遗址出土了两面釜形陶鼓，器型优美。甘肃宁县潘坪阳洼遗址出土了一面亚腰形陶鼓，高39.2厘米，底径33厘米。器型讲究，口呈圆轨内收，轨面上贴塑一圈圆饼，束腰。底呈喇叭形，底沿呈带状，并用密集纵线修饰。喇叭面有放音孔。底径大于口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几十面陶鼓，器型有直桶形、鼓腹形等。其中一面鼓高64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30厘米。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均出土大量陶鼓，有釜形、罐形、葫芦形、束腰形、喇叭形、直桶形等。五六千年遗址出土的陶鼓遍布大半个中国，它可以旁证了黄帝时期天下十二州的方位。

       二重证据法证明，黄帝时期存在着发达的鼓文化，并且发扬光大。黄帝制夔鼓，是上古鼓文化的一次升华，一面鼓“声威五百里”，擂响了中华文明六千年。

       六、黄帝与臼。《世本·作篇》记载：“雍父作臼。”有的版本是“雍父作杵臼”。注释是：“雍父，黄帝臣也。”仅从字面理解，臼是一种生产工具，黄帝时期发明出来。形态、质地不详。《黄帝内传》说：“帝斩蚩尤，因作杵臼，断木作杵，掘地为臼，以火坚之，使民杵粟。”用火把土坑烧结实，就是舂米的臼，这样的臼很原始，也与黄帝联系起来，令人不解。

       古籍记载的黄帝发明，很多，臼，很难引起人们重视。笔者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个臼，不容小觑，它既然是一种生产工具，从中就可以看出使用者所从事的产业。《说文》：“臼，舂也。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注释就工具而工具，没有说明劳动对象。《现代汉语词典》：“臼、舂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头制成，中部凹下。”舂米，自然就是农业经济了。黄帝大臣雍父发明的臼，是一种农业加工工具。这样，问题来了，从上古遗址考古发现看，那时的农业加工工具基本是石磨盘、石磨棒。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石磨盘41件、石磨棒24件，辽宁新乐遗址出土石磨盘22件，石磨棒14件，河北磁山遗址出土石磨盘、棒多达137件等。另据专家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新石器时期出土石磨盘、棒的遗址有90余处，这些遗址年代距今八千年至六千年。

       在新石器时期遗址中，也有臼的发现。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出土三件石臼，器型较大，长37.6厘米，宽27.5厘米。不规整，上部中间有一个圜底形臼窝。距今7000年。山西柳林县杨家坪村发现一件石臼，白石砂岩，呈圆台状，高63厘米，上部直径60厘米，下部直径50厘米，臼窝直径40厘米，深40厘米。距今7000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掘出“地臼”，即在地面上加工一个锅底形，再将锅底锅壁烧结成硬土，该地臼直径20厘米，深5厘米。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一组三个地臼，南北整齐排列，间隔一米左右。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发现两个地臼，一个口径27厘米，一个口径44厘米，分别深23厘米及29厘米。以上地臼距今5000多年。

       上古遗址中既有石磨盘石磨棒，也有杵臼，在古籍记载中呢，却只是记载有杵臼，更是记载了“雍父作臼”，而没有记载石磨盘石磨棒，令人费解。专家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马洪路先生说：“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数以千计的遗址中绝大多数没有发现石磨盘、棒。”不是没有，而是极少。半坡遗址出土工具5000多件，仅发现石磨盘二件，石磨棒五件。临潼石家村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华阴横镇遗址等也发现石磨盘石磨棒，这些遗址均属于仰韶文化。同时期遗址中，也有石臼的发现。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的文物有陶制蚕蛹、蚌镰，还有石杵石臼。该遗址距今6000多年。古籍记载与考古发现存在着矛盾。有地臼，也有石臼；有早于黄帝时期的，也有晚于黄帝时期的，将臼的发明归于黄帝的雍父显然是不妥的。

       “雍父作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笔者在姜寨遗址和杨官寨遗址找到答案。该两遗址出土的石臼，器型较小，还有棒杵，还有画师骨骸，证明它是一种画工用于加工颜料的器具，与当时的彩陶加工匹配。雍父者，雍地男子也；雍地者，黄帝发祥地也。彩陶者，黄帝时期发达品也。发达的彩陶使雍地画师大量制作杵臼，此现象被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雍父作臼”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