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载体之一。中国古代,凡重大的国务活动无不载于碑刻,秦始皇祭泰山而刻泰山碑,唐太宗扬玄奘而存《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宋代,宋神宗鼓励陶瓷生产而有《德应侯碑》。由于碑刻起自皇家,地方乃至家族也大行其道,将一地一族的重大事务镌刻于石,矗立为碑。所以,历朝历代的碑刻就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受到学界的青睐。《德应侯碑》就改写了中国陶瓷史,成为耀州窑系的金字招牌,被誉为中国陶瓷第一碑。继《德应侯碑》不久,中国陶瓷第二碑也隆重诞生,怀州修武县(今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窑在经过一番周密工作后,矗立起《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石碑,详细记载了当阳峪窑的陶瓷生产及修庙、立碑经过。“说者无心,听者留意”,一千年后,在研究柴窑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中,琢磨是碑是文,竟发现所谓的“柴窑”就记载在其中,令人震惊。下面,就是笔者的详细破解。
一、当阳峪窑德应侯碑概述
与耀州窑德应侯碑一样,当阳峪窑德应侯碑也不见于任何古籍,即使明清时期的陶瓷专著对其也是茫然无知。1951年,陈万里先生考查古陶瓷,在河南省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里,发现了该碑,当时方为一体。碑高1.87米,宽0.67米,厚0.2米,刻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整个碑身刻满文字,正面有,背面也有。从落款时间上看,碑文刻于不同时期,一个为崇宁四年,一个为元符三年(1100年),一个为皇庆二年(1313年)。正面碑文为正文,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记载碑刻的主旨、起因、经过、结果等内容。下部分镌刻了程公歌序。时间是崇宁四年刻。石碑正面除过正文外,在下部还镌刻了许多资助人的姓名,时间是元符三年。石碑的背面,也有刻文,记载了许多资助人的姓名。时间是皇庆二年,已经到了元朝。一通石碑,三次镌刻,时间跨越200多年,既证明了其的神圣性,也证明了其的民俗性。
全部碑文约1100字,崇宁四年正文约826字。由于年代久远,碑文中一些字已剥蚀,或全部消失,或部分消失。这些残缺的字或消失的字就成为各个专家的不同识读,是难点,也是焦点。
二、当阳峪窑德应侯碑正文
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
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凤州团练推官知威胜军绵上县田愿撰
解牛之技,以神而遇,庖丁得其妙理。削鐻之能,以神而凝,梓庆全在性觉。然则,士有独见之智,固足以创立万世法。大哉!百灵之智也,造范寨器乃其始,耀郡立祠则其先也。
性天内观,神心反照,因土山之所,宜假陶甄之作器。大朴既茧于红炉,造化巧成于天地。器范一成,利用周世。虽有智者无以过也,述之而已;虽有能者无以踰也,继之而已,兹天下后世之赖也。虽利用其材,有时而废,吾之器无时不用;百工之械,有时而缓,吾之器无时不急。是宜有功于民,故以祠之。百灵之功,为利于世,岂小补哉?
时惟当阳工巧,时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或作一日,当阳都户温良昆仲,聚众而议,曰:尝闻水之有派,必因其源;木有枝,必根其本。吾徒世事此业,岂可忘其本乎?于是,允协众意,欣然翕从。遂蠲日发徒,远迈耀地,观其位貌,绘其神仪,乃立庙像于兹焉。春秋祀之,自此始矣。
江南提举程公作歌并序(下略)
大宋崇宁四年岁次乙酉闰二月十五日建
扈庆
雷顺
杨贵立石
河内许振篆
苗进 秦俊刊
三、当阳峪窑德应侯碑文要点
第一,真实地记载了北宋时期当阳峪窑的基本情况,介绍了该窑的生产规模、产品品质、优质产品等,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史的珍贵资料。如“铜色如朱白如玉”的铜红釉瓷器、“陶钧一转侔造化”的钧瓷等。
第二,记载了当阳峪窑窑神庙修建的前因后果,既体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传承、交流、学习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文化精神,也体现了陶瓷生产者、管理者、营销者、获利者的感恩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重要的祭祀文化。
第三,记载了耀州窑的窑神庙“耀郡”“耀祠”“耀地”等历史信息。
第四,记载了“寨器”“利用周世”历史之谜。
第五,记载了当阳峪窑的各种社会关系,折射出北宋时期陶瓷生产的社会环境等。
四、当阳峪窑德应侯碑记载的柴窑
在当阳峪德应侯碑碑文的第一段,有这样的记载:“大哉!百灵之智也,造范寨器乃其始,耀郡立祠则其先也。”其中的“造范寨器”的“寨”字,是一个残缺字,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识读。当代,分别有专家把它写作“磁”、“兹”、“寨”字,前两个字多见于民间人士,后一个字多见于陶瓷专业人士。然而,此碑的发现者陈万里先生则将此字写作“砦”字,原文是:“造范砦器,乃其始耀郡立祠。”(《谈当阳峪窑》)一个字,如此纷繁,该如何判断呢?这是有规律可循的。如1.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就是砦字。因为陈万里先生发现该碑的时间是1951年,当时石碑还处在一座破庙里,似乎还没有断为两截。他所目睹的碑文,在最大程度上是相对完整的、可辨识的。如2.按字义类别看。以上的该字,在词性上是不同的,“兹器”“磁器”是概称,而“寨器”“砦器”则是具称,前者是共性词,后者是个性词。按该词的前后文分析,这里使用的是个性词,具体的词。如3.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从以上四个不同的字来看,只有陈万里先生的“砦”字,最接近那个残缺字。即使现在,通过放大碑文拓片看,这个残缺字残存的部分像一个“石”字,位于下部。既然像,我们破译这个字,就应该在“石”上下功夫。笔者通过《辞海》的16个相关字,《中华字海》的80个相关字,宋代字典《玉篇》的大量相关字,以笔画布局为依据,得出的结果是“砦”字,与陈万里先生的破译的结果一致。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个砦字究竟要说明呢?
五、砦字与柴字。
1.砦字。《辞海》1641页关于砦字的注释是:“寨字的异体字。”宋代字典《玉篇》没有砦字,有寨字,注解是“柴”,就是说在北宋时期“寨”“柴”是一个意思,还是一个读音。
2.柴字。《辞海》1295页关于柴字的注释有三点,一是“柴火”,二是“通寨、砦。”三是“堆积物。”从第二点注释看,柴、砦、寨都是异体字,或通假字。它们的读音都是“寨”。
3.寨字。《辞海》1032页关于寨字的注释是:“(砦)①防卫所用的木栅。②宋代设置在边区的军事行政单位,隶属于州或县。”进一步证明了砦、寨异体,或一体。
4.砦、柴一体的意义。笔者研究古代史最深的体会就是:凡古籍记载的历史,都是有师承的,有根据的,有出处的,可信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到它的师承、根据,或出处。回过头来看曹昭《格古要论》的“柴窑”,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柴窑就是“砦窑”啊。《格古要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部收藏专著,成书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者又出身于收藏世家,自己又酷爱收藏,专著所记不会百分百正确,但也绝对不会胡说八道。即使他说“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姓时所烧,故谓之柴窑”,也不是妄言,当阳峪德应侯碑文中不是也镌刻着“利用周世”四个字吗?这个周世,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柴世宗的周朝。从碑文上看,“砦器”是模范,是范品,是耀州窑在周朝创烧的。后人将砦器(砦窑)变为柴窑(柴器),与柴世宗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附会,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碑文为什么要写作“砦”字呢?
六、砦器索源。
从当阳峪窑德应侯碑的记载看,该碑的刻立是经过了严格、持久、周密的筹划与运作的,他们几乎动员了自己的一切社会资源。如江南提举程筠,与大文豪苏轼是同年进士。所以,他们撰写并镌刻的碑文一定是慎重的、严谨的,一丝不苟的。他们提出“砦器”,也必然是术语行话。那么,为什么不见于其他古籍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异体字“柴”“砦”所造成的。明初人把它写作“柴”字,今天人把它写作“寨”字,其实质就是一个字。再深究一下“砦”字,可以看出它的时代性很强,是柴周时期的专用字。《册府元龟》卷第一百一十八载:“初,吴人遣军万余众,维舟於怀,列砦于涂山之下。上命太祖领铁骑数千以袭。太祖将至贼砦十余里,遣轻骑百余扣其砦门与其交锋。”短短一文,接连出现了三次砦字,使用频率是够高的了。再追问一下:“砦器”是怎么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既然砦字就是寨字,那么,砦器也就是寨器,或柴器。器者,陶瓷也,陶瓷烧制于陶瓷窑,将砦器换称为砦窑、寨窑、柴窑也顺理成章。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如果把砦器换成为寨器或寨窑,蒙在柴窑上的一层窗户纸就被捅破了!寨,《辞海》注释②说:“宋代设置在边区的军事行政单位,隶属于州或县。”《方舆纪要》卷五十四载:“黄堡镇,在县(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南三十里,一名黄堡寨。又县北三十里有西染堡,东北十五里有南古寨,皆前代据险守御处。”两部专著,将黄堡镇,又名黄堡寨的历史说的一清二白。《同官县志》载:“同官黄堡镇瓷器,宋代早已驰名。”现代考古学证明,黄堡镇为宋代耀州窑瓷器生产的重地,有十里窑场之谓,著名的窑神碑德应侯碑即发现于此。当年,当阳峪人“远迈耀地,绘其神仪”时,一定会将耀州窑陶瓷生产的前前后后进行过详细的了解,之所以镌刻了“利用周世”四个字,他们就一定得知了耀州窑在柴周时期的辉煌。陶瓷生产既然集中在黄堡砦,就可以称之谓黄堡砦器或简称为砦器。非常奇妙的是,耀州窑德应侯碑就是在五代时期耀州窑陶瓷生产的遗址上被发现的。也许,这就是陶瓷界的一个千年传奇。
七、砦器的旁证
上文说到“砦器”是黄堡砦(寨)器的简称,拿什么证明呢?笔者回答:还是拿该碑文证明。一篇碑文,一个作者,其文风必然是一致的。有一处简称,就会有两处简称,或三处简称,它们可以互证。这里的砦器就是该碑文中的一例,其他的是:1.如“耀郡”。今天的人听到耀州、耀郡两词,感觉是明显不同的,耀州亲切,耀郡陌生。但是,当阳峪人为何记载的却是耀郡呢?翻一下史籍就明白了。宋籍《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一载:“耀州。紧。华原郡。”宋籍《元丰九域志》卷三载:“紧。耀州,华原郡。”《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七载:“耀州。紧。华原郡。”在宋代,耀州是“郡”的建制,是华原郡。说耀州,有名无级别;说华原郡,有级别无名。所以,将“耀州华原郡”简称为“耀郡”是十分贴切的、明确的、合理的。2.如“百灵”。在耀州窑德应侯碑文中,是没有“百灵”一词的,当阳峪人将原碑中的“柏林”改成了“百灵”,除了敬神的心理需要外,它也是有根据的。明代《同官县志》曰:“黄堡镇,一名黄堡寨。前代守御地也,在县南四十里。旧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奉其神为德应侯,以陶冶灵应故也。祀以晋永和时人柏林配享,盖传居人陶冶术者。”这里的“陶冶灵应”四字,就是“百灵”的出处,其中也隐匿着“柏林”的谐音。3.如“耀郡立祠”。见前文。明代《同官县志》关于黄堡镇(寨)的记载,完整地记述了耀州窑窑神庙建立的核心内容。它不仅是当阳峪窑碑“耀郡立祠”的权威注释,也是耀州窑窑神庙的权威注释。
结语。当阳峪窑德应侯碑记载了一个重大的陶瓷历史事件,它不仅保留了当阳峪窑的历史风貌,也
镌刻了耀州窑的历史碎片。通过这些碎片,我们获得的历史信息是惊人的,它不仅记载了柴窑的出处,它也把柴窑与耀州黄堡寨(砦)窑联系在一起,成为唯一的耀州窑即柴窑的历史文献见证。
附:当阳峪窑德应侯碑拓片图
(贾启舟
202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