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敲门声 （记住瑞典斯德哥尔摩2Kronor Gamla招待所）

    尽管此次欧洲之行因遭遇小偷丢失了相机和照片，但有两件事仍值得一叙，其中一件事发生在斯德哥尔摩。

    2010年6月7日，我乘中国国航的直飞航班，在当地时间下午6：00顺利抵达阿兰达国际机场。按照惯例，下飞机取完行李后，先到货币兑换处换钱。当时机场的汇率是1欧元兑9.3瑞典克朗，我问了一个在机场举牌接机的中国导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汇率是否会好一些，他说汇率都差不多，不用凭经验主义认为机场汇率会低很多，我也想到明天一早的班机要赶到飞行时间一小时的瑞典北部的小城谢莱夫提奥去开会，已经没有时间再找换汇的地方了，于是排队换了300欧元的瑞典克朗。

    换好克朗后，根据《走遍全球》的信息指示，从机场到市中心最便宜的方式是坐机场大巴，书中介绍单程的大巴车票是80克朗，可当我来到问询处购买车票时，单程票为119克朗，涨价近50％。考虑到明天一早要再飞瑞典北部，于是花219克朗买了一张巴士的往返票。

    阿兰达国际机场距市中心大约45公里，大巴开了45分钟到达名叫城市终点（City Terminal）的地方，这里是火车站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又坐了两站地铁，再走10分钟就到了提前在网上预定的2Kronor Hostel。

    等我找到这家招待所，尽管天光仍然明亮，但已是当地时间晚上8：00了。招待所的大门紧闭，敲门也无人回应。我开始注意到门上贴了一份小告示，原来这家Hostel一过下午六点就没有人值班了，只有一个联系电话，这有点像今年三月份我在多伦多希腊区住的华人招待所，那个山东老板每天只来一次，平时都是客人自己打理。

    我不得不用手机拨打这个昂贵话费的当地电话。接听电话的中年男子知道我的预定，于是他告诉我大门数字锁的密码，进门后前台会有一个写有我名字的信封，里面有提前准备好的门卡，拿到后就可以进房间了。我问如何付房费，他说明天上午9：00以后他会来取，我又告诉他我明天5：00就要起床赶飞机。

    “You are a early bird”，他边说边想，最后商定房钱直接从我的信用卡里扣除，我们就不见面了。

    有了密码，顺利进入Hostel，小小的前台有几个信封，其中一个有我的名字，打开后是一封信和一个电子门卡，我的房间就在一楼。一楼共有5个房间，走廊靠我房间的这一边是两间客房和两个洗漱间，洗漱间内有淋浴，走廊的另一侧是三个房间和楼梯。

    用电子门卡打开房门后，我发觉这是一间只有5－6平米的小房，一张小巧、干净、狭窄的单人床几乎占了房间的一半，床上有一床薄被和叠的整整齐齐的床单。这样的小房间一晚上要500元人民币，北欧的消费真是贵。

    放好行李后，我准备出去吃晚餐，临来的路上看到一家麦当劳，这将是我此次瑞典之行的第一顿正餐。出门前偶然瞥了一眼那个扔在窗台上的信封，随手打开并扫了一眼那封信，不禁让我心头一颤。

    那是写给每一位房客的标准提示信，先说明床上的床单要单独收使用费：60克朗，这意味着我要花将近550元人民币住这个只有公共卫生间的小客房。后一条更让人觉得恐怖：每个房间只有一个电子门卡，如果客人不注意将门卡遗忘在房间内则无法再进房，在早上9：00之前或下午6：00以后，请招待所工作人员来开门需支付500克朗的服务费。

    看完信后，我赶紧把丢在床上的门卡放到钱包里，出门时又再次检查，差一点我这个马大哈又要付出400多人民币的费用来请人开门。

    吃完麦当劳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中国时间已是凌晨三点多），本想在街上转转，但因为时差的原因，困的眼都要睁不开了，并且明天早上5：00就要起床赶早班飞机去开会，于是我就决定回Hostel简单的洗漱一下就睡了。

    正在睡梦中，感觉有人在敲门，我打开床头灯，看看表只有凌晨三点钟，心想谁会在这个我没有认识人的陌生旅店来找我？一定是听错了，我打算躺下继续睡，可刚刚关上床头灯，敲门声又再响起，我仔细一听，确实是在敲我的门。

    我产生一丝的紧张，于是问了一句“Who is it?”

    “Please help me”：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我赶忙起身穿上衣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一个发髻松散，只穿着内衣的西方年轻女子，带着惊恐的表情站在我的门前，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她住在我对面，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忘了带门卡，结果从我隔壁的卫生间出来，再想回屋却回不去了，她试了半天也打不开门，才过来敲我的门请求帮助。

    我仔细看了看这实木的厚厚的门，无论是撞门还是撬门，门都不可能打开，破译密码更是不懂，只有回房间拿出房东的那封信给这个姑娘看。

    她看完后同意花500克朗打电话求助，说她的电话也锁在房间内拿不出来。

   “用我的手机”，说着我进房拿手机，一边听电话一边和她聊天，得知她来自波兰的格但斯克。

    电话始终没有人接，看来是工作人员正在酣睡。

    六月份的斯德哥尔摩的凌晨还是很凉的，看着她冻得悸悸缩缩，于是我便邀请她到我房间里暖暖身子，再打电话。

    她向我的小屋内瞟了一眼，说不进去了，怕“bother me”（打扰我），我也不好意思回屋把她晾在走廊，于是我们就这么站着，抱怨Hostel的不合理制度。

    正巧这时隔壁的门开了，又出现一个睡眼惺忪的女子，她大概是听到了走廊的声音，于是半开着门向外瞧。

    我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走过去和她讲了波兰姑娘被锁在屋外的情况，请她允许波兰姑娘进她的房间等到9：00工作人员来开门。

    她听完后似乎不大愿意，只是讲她的房间很小，床窄睡不开。

    我开始做她的思想工作，指着那个波兰姑娘说：“你看她只穿内衣，冻的全身发抖，如果在走廊里待几个小时，很可能会生病。我的房间和你的一样大小，床也很窄，”我继续说：“if she stay with me，maybe I can not control myself。Something maybe happened……”

    我的话打动了她，波兰姑娘向我道谢，然后走进了她的房间。

    我回屋后，脱衣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也许是因为此时中国已是上午的工作时间。但我开始后悔将波兰姑娘强塞给她的邻居，她确实bother me了。

    迷迷糊糊的躺到五点一刻闹钟响起，我起身开始整理行装，然后坐头班地铁赶到City terminal乘大巴车去机场。履行完全部程序，坐到飞机上，此时困意来袭，还未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