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理工学院 ）

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人在洛杉矶居住过一段时间，对位于Pasadina的加州理工学院和位于Downtown附近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即南加大都比较熟悉。我弟弟在Wisconsin-Madison拿到经济学硕士后，又跑到北加州圣何塞（即硅谷）拿到了加州最早的一所私立大学-圣·克拉拉大学的读MBA的奖学金，再加上许多同学朋友在硅谷地区，因此后来每次到美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要到北加州住一段时间。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最难忘的是1995年秋，那时在等朗讯公司的一批实验芯片，我在硅谷地区待了一个多月。那时几乎每天穿行于Cisco、Lucent 、Applied Material这样的大公司总部，或跑到当地的大学里去玩。经常是先去Palo Alto的Stanford大学或到Oaklan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打网球，再跑到Santa Clara大学去游泳，晚上在MountainView里或Sunnyvalel的中餐馆喝酒吃饭。晚上光临Bay101 或Garden City潇洒。一个月后才拎着两提包价值三十万美元的芯片回国。

（在Santa Clara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楼前 ）

十年以后，本人在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办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任国际合作部主任（www.cphcf.org.cn）。由于工作关系，与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的基金会有往来，所以又去了几次伯克立大学，2010年与伯克立还计划开一次研讨会。

（在伯克利大学校园 ）

（在伯克利大学打网球）

我大姨和大姨夫都是最早由新中国派往俄罗斯大学的留学生。从小时候就听大姨讲过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的紧张生活，以及莫大选送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到黑海的克里米亚疗养院疗养的时髦奖励。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住在大姨位于西城区二里沟的中科院植物所家属楼时，晚上躺在床上，眼睛看着西苑饭店顶层舞厅闪烁的霓虹灯，耳朵听到的却是大姨在房厅读许国璋的英语教材，那时候，俄语已少人问津，年近半百的大姨和大姨夫又开始分别从头自学英语和德语，几年过后，他们已经可以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分别用英语和德语做报告了。这就是莫斯科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的一个缩影。

（在斯坦福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