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林副统帅魂归蒙古温都尔汗后，中土的肃杀气氛一时见缓，遣戍充边的人们纷纷被放还回京，空落落的京城里一下子又喧闹起来。我随爹娘从东北边地回到了京师，父亲回京的头等大事是把我塞进学校插班念书。于是，我扔下了锄头把，又过起了“小呀吗小儿郎啊，背起那书包上学堂”的无忧日子。

    刚进城，父母等待分配工作，挤在东交民巷一家老法国医院改的招待所里，一家一间病房，子女住集体宿舍。男宿舍是个仓库改的，四下透风，里面支了十几张简易行军床，白被子白床单白枕头，每晚，众秃里面一挺尸，跟太平间一模样。宿舍里，人来人走，老三届的居多，或海疆荒漠大兵，或晋南陕北插青，或黑龙内蒙农工，年纪不大，个个走南荡北，经历坎坷，晚上灯一黑，驴嗓马牙骡子嘴，神吹海哨，你方唱罢我登场，如驿站的马号一般闹腾，常常一觉睡来，日上三竿，号里的侃局还在尾声，侃爷们人虽已睡死，但象渔船甲板上的鱼，神没了，嘴还在张合，继续述说着昨天的故事。

    马号里，唯有一匹最静。有家人，晚年得子，膝下两皮猴儿刚上小学，爹娘上班，无暇照应，于是从京东朝阳请来一位远房表弟，帮忙操井臼，持门户。表弟初中毕业后，称病在家，说是高血压，一激动就晕菜，昏天黑地，因而免了郊区插队之苦，悠哉游哉地在城里待业。马号里的众秃过去是京西一个院儿的，虽非深交，也有乡谊，见面呼名叫号，唯对这朝阳表弟，大家有点见外，给起一外号，叫“孩子他舅”，简称“他舅”，久而久之，没人再记得他的大号。

    他舅，胖腮、泡儿眼，白乎脸儿，去皮土豆一般干净，一笑腮帮子上两酒窝儿，身材五短，脚下一双“白边懒”，蹭着地走道儿，跟蹄掌儿没钉结实似的。晚上回马号，脸上总腼腆地挂着浅笑，脱成光板脊梁，白格森森地一身懒肉，滋溜钻进被窝，饶有兴致地听这帮侃爷放狼烟大话。老实讲，哥儿几个也没拿正眼瞧他，觉得他的见识不过眼前那二晌地。再加上给人带娃儿，男保姆的干活，叫人觉得有点挼（音rua，北京土话，弱，窝囊）。

    他舅敬业，接孩子做饭，一点懒儿不偷。我跟他一起东单菜市场买过几回菜，到点儿一准往家赶，从不耽误，就算脚下瞅见一大鼓钱包，都来不及弯腰。走廊里常看他忙里忙外，洗米择菜，擦桌子拖地，他看的那两皮猴儿，喷着鼻涕泡儿，精淘，让他天天追屁股后边吆喝，比幼儿园阿姨还费神。北京地面上，我再没见过比他舅更“沪”的男人。

    我天天骑车上学，走东交民巷，过新侨饭店，同仁医院大门口穿崇文门大街，末儿了，钻进后沟胡同，进一座雕砖的大宅门，就是我就读的这家学堂。门内，四下错落着百多年历史的灰砖建筑，高矮相间，中西合璧，古韵盎然，迎面一栋大洋房子，是北京乃至华北地界上头一座教堂，曰“亚斯立堂”，美利坚人建于187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那会儿，一把火给点了，败阵的清庭又拨银重建。这几年，枯木发芽，焕然一新，克林顿两口子、坎特伯雷大主教都曾来此做过礼拜。

    这学校有来头。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基督教的卫理公会在北京东城建下同仁医院、妇婴医院、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护士学校、汇文大学（后并于燕京大学）、汇文神学院（后名北京神学院）等等一系列。早年间，京城里一提汇文、慕贞、贝满、育英四大教会名校，无人不晓。我上的这学校即慕贞女中的后身，建国后改名女十三中，我入校那会儿，又去女字头，易名为一二五中，半个“二百五”，越改越不提气。但这学校出了几个给它提气的人，诸如眼下女界二杰，女大吏刘延东和女谐伶宋丹丹都曾就读于此。七十年代，中央台《新闻联播》发轫时的播音员李娟也出自这里，她端庄的仪态给母校挣足了面子。

    我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中国科技大出身，对学生尽思极心，是幼、小、中、大给我开蒙授业老师中叫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去过他家几次，郭沫若、于立群写给他的手迹条幅挂满了几面墙，我们由此猜他家是蜀中望族。我们毕业后，他去给大算师华罗庚当了助手。再说同学，我上的是高中部，当时的高中，刚被邓大人恢复，尚在试点，若大京城，设高中的中学掰指头数的过来，班中自然都是好学生，千挑万选进来的，猫般的乖，当时盛传毕业后可考大学，大家那股认真劲儿，相思妹妹给情哥哥绣荷包都比不了。

    我上小学时，赶上文革，打那时起，就没正经念过书。边域半耕半读，冰天雪地，愁山闷海，苏武牧羊般地苦熬。没曾想，否极泰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昨儿，我还躺在牡丹江畔的地头上望呆，今儿，竟一屁股坐在京城这窗明几净的学堂里念起天书来，比梦还梦，用古人的谑词形容，“势不知有无”，用白话讲，就是忘乎所以，以致感觉不到裤裆里的“小弟弟”尚在否。这话也对，一糙老爷们儿，舔着脸来上这百年女校，温柔乡里，乐没了“势”，正合人家那边的路子。

    可没几天，“势”的感觉又回来了。

    一礼拜六，正上数学课，塞因、克塞因，突然，教室的门“咣”地一脚被踹开，横着膀子闯进两小地痞，说是要找人算帐，全班给震住了，鸦雀无声，老师陪着十二分小心，息事宁人地告他们找错地方了。两泼痞见没人敢惹，愈发猖狂，走进班里，东踹一脚课桌，西踢一脚讲台，骂骂咧咧，如入无人之境。

    文革乱世，这事儿不新鲜。可咱一耪大地的，乡下刚进城，哪见过这阵式？塞因、克塞因没听明白，脑子一团粥，正在着急，看有人裹乱，还欺负到老师头上，不禁恼羞成怒，大嚷一嗓子，让来人滚出去，让俺接着听课。两狂痞一楞，见有人敢炸刺儿，遂指着我叫板：“怎么着？那孙贼，你丫活腻歪啦？有种你丫出来！废了你丫的！”我一听，热血喷头，当着大家的面儿，脸儿有点挂不住，老师一把没拽住，我腾一下冲到操场。两坏枣已拉开架式，谢天谢地，瘦的跟没长毛的鸡似的，见我出来，脏言秽语一通海骂，激的我是七窍生烟，要不出了这口恶气，怕要步周瑜都督的后尘，金疮迸裂，一命呜呼。于是，奋出东北扛大包的劲儿，轮圆了，一大耳贴子照那痞子的孤拐（北京土话，面颊）抽将过去，脆然有声，那厮毫无防备，陀螺般打了两旋儿，半天找不着北。等醒过神来，捂着脸，打着踉跄撒腿就跑，带着哭腔地叫：“你丫小兔崽子等着，今儿不把你丫花了，我他妈就不是人！”我正象得胜蟋蟀般地荡漾着豪情，身后同学的一句话让我如冰沃顶：“留神，这小子不是善茬儿，他哥黑着呐，大牢里刚出来。”

    再往后的课，啥没听进去，心里七上八下，班主任下了课没走，一直守在教室门口。不久，来了几个人，腰里揣着家伙，把儿支棱在外面。班主任急忙迎上去，在操场里久久地跟他们交谈，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走人。放学时，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口。回家路上，我心头象吊一大哑铃似的。

    晚上马号睡觉。他舅看出我有心事儿，我就势向他一倾愁肠，他听完我的故事，跟抽了大烟似的，莫明其妙的兴奋起来。我这儿苦着脸，他那儿咧着嘴乐，听我说事儿还没完，眼睛象炉膛里烧到煤精般爆燃了两下。我只当这位面瓜没听过这种热闹，跟听马号里这帮侃爷的故事一样新鲜。随后，我闷头一觉，恶梦连连，刀光剑影，血丝呼啦。

    他舅每礼拜天回朝阳的家，晚上回来眯觉。这天晚上，马号里再见到他舅，他脸色焕然若八月的桃儿，刚打过鸡血似的。之后的十分钟，我直怀疑自己受了刺激得了幻听症。他舅告我，他已到“一二五”踩过点，也跟他朝阳的弟兄们打好了招呼，随时听信儿准备接应。说打明儿起，他要天天护送我上学，直到事儿了为止。看我满腹狐疑，他把褥子徐徐掀开一角，下面赫然一根铁棍，尺把长，暖气管子锯的。

    照他舅的说法，他住的那地界儿，全是国营大厂，民风彪悍，青少打架是家常便饭，若赶上群架，他常挥着这根铁棍冲锋在前，在他那圈儿里颇有威名。我问你那血压？他舅说，别看他这血压成天忽忽悠悠的，一碰上打架这等大刺激，吃了降压灵一般正常，恨不得天天有架打，好把高血压去了根儿。

    第二天起，他舅跨界，兼顾保姆、保镖两行。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先把两鼻涕泡儿送到台基厂的东交民巷小学，再接着把我送到一二五。看架式，他舅真是个镖行里手，“白边懒”换成了球鞋，铁棍顺在袖筒里，他等在胡同口，让我推车进校门，告我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扔了车，撒开鸭子往他那儿跑，若对方亮出刀，就护肋，若亮出棍，就护头，跑到他跟前，别停，接着奔东交民巷里钻，剩下的，都归他打理，还指着胡同口对面的同仁医院：“守着医院呢，死不了人。”

   溜溜一星期，他舅每天为我走两趟镖，风来雨去的，有他往胡同口一戳，跟燕人张翼德横矛把在长坂桥上一般，叫人心里踏实。心说了，他舅在，玩闹儿再来课堂搅局，我还招呼他吃大耳贴子。托他舅的福，安生日子又回来了。后来，在我再三坚持下，他舅才不情愿地停了镖，重归他的保姆老本行。从此，我把他舅当成了哥们儿。

    高中毕业时，邓大人下台了，大学黄了，同学多去京郊插了队。马号也散了，各奔东西，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西海淀，他舅回了京东朝阳，中间隔了东、西两城，从此断了音讯。一晃三十多年了，还真有点想的慌，也不知他舅高血压去根儿没有？

2008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