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禺疆圆形玺》战国 质地：青铜
这是一方战国图形印，刻着一个正面站立、人面鸟身的神人，生有双翼，头部两侧珥有双蛇，双足还各踏一蛇，形象怪异神秘。这便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北方神人“禺疆”。传说禺疆活跃在水里，陆上和空中，是水神，也是风神。这类肖形印表现题材十分广泛，是缩万象于方寸的美术小品。
《“陈之新都”铜玺》战国楚国纵2.8cm，横2.8cm，高1.7cm
质地：青铜
公元前278年，楚国迁都于"陈"，即在今天的河南淮阳。这枚官印当是此后所铸。印文具有浓厚的楚文字书法特点，刀法酣畅恣肆，布局虚实相间，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反映了战国玺印成熟完美的艺术手法。
《玺印敬事》战国 质地：青铜
此印为青铜质。印面作盾形，下圆上方，镌刻有篆文“敬事”，属于带有箴言性质的词语印。
此方玺印很明显是按照三个字来布局的，把“敬”字作为两个字来处理，三个部分平均分配空间，各占三分之一。“敬”字左边的“苟”把两边平分，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对称关系，尤其是下部，左右两边遥遥相对。由于印面是上大下小的马蹄形，所以上部略松，下部随形布势，比较紧凑，上部边框的转弯处略断开一些，给人一种上虚下实的感觉。
体现不同地域特点的古玺
战国官私玺的文字和形制风格，除了共性之外，还具有不同的地域特点。齐国地区、燕国地区、三晋地区、楚国区各有风貌，但字形非常复杂，是各国地区保护倾向的体现。承续西周籀文遗规的秦玺文字趋于整饬，为其后形成统一的玺印体制创造了条件。
古玺文字在多种印形中具有或谨严、或精丽以及疏密和谐的艺术效果，反映出当时成熟的制作技巧和审美风尚。
燕是战国之时偏安于北方的比较弱小的国家。初都于蓟(今北京附近)，战国晚期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前279年)又以蓟西南不到70公里的武阳为下都。燕公玺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方形阴文玺，另一种为长条柄钮朱文玺。
这种方形阴文玺，一般边长为2.1—2.4厘米。印文最常见“某都某”格式，如“平阴都司徒”、“徒口都丞”等。
另一种为长条柄钮朱文玺。比如这件《大司徒长ヶ乘》极富燕玺特色，别的国国家没有。这类长条阳文玺可能就是《周礼》所说的“玺节”。
《大司徒长ヶ乘》战国燕国柱钮 高12.5cm，纵4.9cm 横4.9cm
铜质
《匈奴相邦玉玺》战国赵国 纵2.45cm，横2.45cm，高1.82cm
质地：玉
这是赵国颁给匈奴部族首领的“匈奴相邦”玉玺。赵与北方匈奴相邻，以中原“相国”这一官称制作玉玺封赐对方，是双方形成修好关系的实物见证，也是目前最早的中原王朝颁给周边民族的官印。
《上赣君之信玺》战国楚国 纵2.1cm，横2.2cm，高1.3cm 质地：青铜
上赣在江西南面，楚人习惯南方为上。上赣君是楚国设在江西一带的楚国封君。
信玺用于对国内和四夷用兵事宜。
《巴蜀图符玺》战国 直径3.4cm，高1.2cm
质地：青铜
巴蜀图符印多出土于四川，印面内容为多种固定的单个符号组合，其义尚不能解读。印形多为方形或圆形，背面有钮。
秦汉规范的确立与延续
秦代推行“书同文”政令，玺印文字、钮式趋向统一。至西汉趋于完备。各级官爵印的质料，形制确定了严格的规范，缪篆成为印章的专用书体，由此形成延续八百年的秦汉印系。这一时期出现了玺印制作的高潮。官私印文讲究布局平稳和谐，具有端庄淳厚的特点。东晋至南北朝常出现政权更迭,促使官印篆书走向蜕变,形制不再统一,制作较为粗犷,这一时期民间佩印的风气趋于衰退。
《“宜阳津印”铜印》秦 纵横2.3 厘米，高1.7
厘米质地：铜
秦代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官印制度与之相配合，由中央统一颁铸，授官授印，等级分明，结束了战国时期印制、印风多元的局面，官印规范自此稳定下来。秦官私印以方形为主，如“宜阳津印”。低级官署或官吏也有长方形的印式。
此印系秦代私人印玺，青铜质，鼻钮。形制袭官印中的半通印，呈长方形，印面以日字格界分，阴文篆书直读“焦得”二字。印文布局富于匠心，“焦”字易上下结构为左右结构，与纵长的“得”字形成体态的变化与对比，在面积上避免了平均分配，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两汉的印章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官私印形制规整，钮式雕刻精美，印文书法和构图祟尚平整谨严的风格，对后世的印章具有深远的影响。
秦汉印系官印形制稳定并在质料、钮式、印文自名方面确立了严格的等级标志。螭、龟、鼻钮或玉、金、银、铜质料分别代表了从天子到中下级官吏的不同等级地位。
《“广汉大将军章”银印》西汉高2cm，纵2.35cm，横2.35cm
质地：银
这枚龟钮银印，是西汉晚期颁给“广汉大将军”的官印。在汉代，官吏俸禄二千石得佩用龟钮银印青绶，称“章”。龟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阴物，寓有为臣之道，功成而退之义。
形式多样风格严谨的汉晋印章
秦汉时设立掌管符玺的官署。各种质料、钮式、印绶，分别与“玺”“章”“印”三种称名相对应，作为等级的标志。这一时期出现了玺印制作的高潮。官私印文讲究布局平稳和谐，具有端庄淳厚的特点。三国西晋之际字形平正方直。流行于汉代的玉印和鸟虫书印，风格华美精丽。边远民族的官印，有其各自的钮式。私印形式自由不拘，圆形印和成语印使用是当时的风俗。
《封泥》西汉
封泥是古代用印的遗迹。在纸张未发明或普遍使用的时代，各种文书多写在竹木简上。这些文书和货物在传递过程中，往往要在结扎处加封印记，以防私拆。铃有印文的泥团，就称为"封泥"。
早期印章的使用，一是在陶器和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留下印记，表明生产者或所有者，采用抑印或烙、錾等方法。二是钤印于封泥，除了标志行为人以外，主要是为了在竹、木简牍文书或其他物器的传送过程中防止他者非法开启。
《河间王玺封泥》西汉纵3.25cm，横3.4cm 质地：泥
《河间王玺》是西汉早期的一件封泥。汉代帝、后、诸侯王印文自名为“玺”，这件封泥保存了西汉王玺的印文风貌，是存世稀见的珍品。汉初为了巩固政权，曾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王到各地。河间王刘辟疆也是受封的同姓王之一，他初封于文帝二年(公元178年)，封地在今河北省境。
《遒侯骑马》西汉 高51cm，纵74cm,横74cm
质地：青铜
在古玺印中，有一种专供烙印于马屁股的所谓“烙马印”，亦称之为“马印”或“烙印”。“遒侯骑马”遒侯骑马是存世最大的一件烙马印，因有确切可靠的年代和功臣侯名记载，历两千年而风采不减，更显珍贵。此印合范浇铸成型，印纽为上大下小的梯方柱形，内中中空；印面四字等分，阳文古朴，书体近似汉篆；整体空灵，宽可走马；不设边框，整体设计适应火烙的应用需求。遒侯为西汉侯爵名，遒县为其封邑，遒侯国国都在今河北涞水北。西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十二月丁丑，始封匈奴降将李隆强为遒侯，初置遒侯国。
遒侯国作为诸侯国，每年需向朝廷进贡，赋税，马背民族出身的李隆强，养马自然是其强项，将其封地置在今河北涞水北，当是出于用其长和强军壮马之战略需要，遒侯国遂成为汉朝军马养殖基地之一。两方'遒侯骑马'官印传世，无声地印证了当时遒侯国畜马之规模。
烙马印通常是为了便于朝贡统计、区别用途和防止丢失，而在马的相关部位火烙印记，供识别之用。
《妾徵》 西汉质地：青铜
型制为扁平四方形印身，瓦钮。方形印面上有阴文篆书横读“妾徵”。妾，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徵是人名。印文字体简化，疏密有致。
西汉初期的汉官印。西汉初期“汉因秦制”,承袭秦代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分封同姓为诸侯国。其官印的形制特点直接由秦印发展而来,几乎与秦印相仿,较难区分鉴别。印多白文,印面上常有田、日形界栏。印文释读顺序多正读,也有横读,偶有交错文,虽极似秦印,但仔细分辨其文字较秦印文字方平正直,古玺文字的意味全无。四字、两字印的印文与界栏边相贴近。四字印成正方形,而秦官印多为2.2×2.3厘米,略呈长方形。印钮也较秦印有变化,出现蛇钮,半通印出现鱼钮。
《浙江都水》西汉 质地:青铜
白文，使用秦代的“田”字格体制，正读，蛇钮。浙江，西汉时属会稽郡。汉印是后人篆刻的典范，以平淡无奇，坚实严谨为长。
东汉的官印，规复旧仪，与西汉大体相似。但也受到新莽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笔画的起落，多方削而成，这种方削之势，后来发展成笔画中间细，两边涨成方角，犹如小爨的笔画（爨宝子碑），这是西汉和新莽不曾有过的，是东汉的一大特色。所以临摹东汉官印，掌握这点很重要，也能求形似。
《汉匈奴破虏长》西汉
驼钮高2.9cm 纵2.3cm,横2.3cm
质地:铜
此印为匈奴，两汉时期北疆最强大少数民族，东汉分裂成南北两部。破虏，是汉政权给予帮助汉征伐有功的匈奴贵族的赐号。长，族中的官吏。
《日南尉丞》西汉 方形
瓦钮高1.7cm 质地:青铜
印面有阴文篆书“日南尉丞”
2行4字。日南，原秦代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改为日南郡。尉丞，是汉代郡都尉佐官。
《武意玉印》西汉纵2.3cm，横2.3cm，高1.65cm
质地:白晶石
西汉武意玉印，是汉代鸟虫篆印中的珍品。鸟虫篆以鱼、鸟、虫等形象为笔画，装饰趣味强烈，是古代美术化的书体，它成于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这种篆法，贵在既要表现文字形体，又不失法度地展示鸟虫形的神韵。此印结体布局巧妙穿插，繁而不乱，构思卓绝。此印边沿较为残破，印文与印边多处相合，“武”字略窄于“意”字。“武”字的上半部分像一只翘首上望的凤鸟，凤鸟栩栩如生，鸟头、翅膀、脚爪都惟妙惟肖；下部分的“止”则好似一只向上张望的小鸟与一条小虫。“意”字的第一横为鱼形，其下为屈曲缠绕的虫形。整方印布局合理，笔画排布疏朗中见茂密，笔画根据需要有粗细变化，使得此印更加富有活力，生气盎然。
《闾丘长孙》西汉 龟钮 质地:青铜
印面有鸟虫篆“闾丘长孙”
2行4字。闾丘，原春秋邾邑，汉为县。长孙，人名。此印系私人印玺。
《魏嫽》西汉 质地：玉质
此印白玉质。凿白文篆书“魏嫽”两字。此印保存完好，线条清晰，文字精致，笔画粗细统一，然无呆板滞涩之感。转角处方圆变化多样，边栏微有残破，但无伤其庄重。印中大胆运用圆形、三角形结构，使全印在平和静穆之中透着俏皮。“嫽”字“女”旁上半部分微有倾料，打破印章呆板之感；“火”旁的两小撇以尖笔收尾，使规整中富于变化，是古代印人的匠心之处。
《设屏农尉章》西汉 方形，龟钮 质地：银质
设屏，原为汉代张掖郡，新莽改制时改为设屏郡。农尉，即农都尉，汉武帝初置于边郡，主管屯田殖谷。新莽沿置。
《朱雀图形印》西汉青铜质地
型制为方形印面上4柱连背，中空，鼻钮。印面有阴文图案“朱雀”。朱雀，南方七星宿的总称。朱雀又称朱鸟，七星联起来像鸟形。南方属火，故称朱鸟，其形取象于丹鹤。
《荜闺苑监铜印》汉灵帝 瓦钮 纵2.4cm，横2.4cm，高2.5cm
质地：青铜
“荜闺苑”是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所建的东、西2个宫苑，地处洛阳宣平门外。这是管理园林的官员的官印。
子母印又称“套印”，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六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人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一方两印成一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套印是汉代私印中新兴的形式，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安排较多的内容，构思巧妙。
《陈充信印.陈长公印》东汉 方形
龟钮质地：青铜
此印系东汉私人用印。内外两印相套而成。内印印面有阴文篆书“陈充信印”
2行4字。外印印面有阳文篆书“陈长公印” 2行4字。
《干阳铜印》东汉
这枚私印的形式十分独特，它以盘曲的龙虎组成印体，既作佩饰，又可供用，构思十分巧妙。印钮原本是供捏手和穿系印绶的，出于装饰和寓意的目的，逐渐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艺术化形式，印钮也由实用转化为重在审美的造型艺术。这枚印的龙虎钮运用透雕的手法，造型极具动势和力感，体现了古代印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印钮制作的水平。
《“刘诩信”印》东汉 驼钮 纵2.8cm，横2.7cm，高2.8cm
质地：青铜
阴文篆书“刘诩信印”2行4字。刘诩，人名，为东汉私人用印。
《巨蔡千万》东汉高4.4cm 柱钮质地：青铜
“巨蔡千万”表明商贾们在一切饮食、用方面都“恣所好美”的生活态度。他们财大气粗，是断断不肯用粗糙草率印章而自损面子的。此印为阳文（朱文），无边框。印文均取横势，笔画圆转流畅，有行云流水之感。印中横画间距匀整，弱化了字的大小对比。“蔡”中的“示”紧密地穿插在上部所留的空隙中，使得印文浑然一体。“千”与“万”竖画相连，更增强了整体感。这方印没有边框，上下边框是分别借用首字的第一笔和末字的最后一笔，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的巧妙构思，正是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使得这方印具有了独特之美。
秦汉印系是中国印章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形态特征是：印文以小篆为基本结构，形体趋于方正，逐渐形成专用书体，即“摹印篆”或称“缪篆”。印文以阴文为主，主要出于范铸。玉质玺印则多采用砣治而成。汉玉印表现出布局均匀协调，线条端庄劲挺、流畅自如的艺术风格。
《魏霸玉印》东汉纵2.8cm，横2.9cm，高1.9cm
质地：白玉
“魏霸”玉印是汉代玉印的代表作品，也是目前发现的印体最大的汉代玉质私印.据史书记载，魏霸是东汉和帝时人，曾任巨鹿太守、太常等职为政简朴。“魏霸”印文清朗妥适，线条匀落流畅，遒健中见婉转，具有一种文静典雅的韵味。
《李豊私印》东汉
青铜质地，麒麟钮。阴文篆书“李丰私印”
2行4字。李丰，人名，东汉私人用印。
《虎牙将军章》三国纵23.5cm,横23.5cm，质地：银
虎牙将军，汉魏晋南北朝将军名称。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始置，田顺任虎牙将军，掌征伐。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沿置，位第三品。晋代改称武牙将军。南北朝沿置虎牙将军，是安置勋戚的虚衔。
《关内侯印》西晋龟钮质地： 鎏金青铜
此印为鎏金青铜质。扁柱体，顶部有1个龟形钮，龟首上昂。正方形印面上有2行阴文篆书"关内侯印"。关内侯，爵名，战国秦置。三国魏定为第十等，多系虚封，无食邑，以赏军功。晋沿置之。
《祝遵印信·祝遵·汉辅三套铜印》西晋 辟邪钮质地：铜
三套印是流行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一种私印形式。印钮通常铸成辟邪钮，其中最大的一方为母兽，中间一方为小兽，最小的一方通常铸成鼻钮形式，子母相嵌，形成母兽抱小兽的形态，并可穿印绶，构思十分巧妙。三套印通常含有印主的名和字，便于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件套印的印文分别为“祝遵印信”、“祝遵”和“汉辅”，印文端庄细劲，布白均匀，是西晋时期朱文印的典型风格。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根据与周边各民族不同的关系制定了一套有别于内郡的官印制度，用于赐封归附中原王朝或相互修好的部族首领。以金、银、铜质及王、侯、君、长的官号区别不同等级，又以驼、马、羊、蛇钮式作为不同族别的标志。三国、魏晋仍然沿袭了这一制度。这一类印章是中原王朝与兄弟民族政治关系的实物见证，也是华夏民族逐渐融合的历史见证。
《晋归义氐王金印》西晋 驼钮纵2.25cm，横2.15cm，高3.2cm，重88．5克质地：金
这方“晋归义氐（dī）王”金印，是西晋王朝颁发给氐族首领的官印。汉晋时期，中原朝廷对归附或臣服的边远民族首领，赐以“归义”王、侯、君、长的封号和相应的印章。王的规格最高，所以颁给金印。传世汉晋金印少见，因此显得十分珍贵。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西晋 纵2.25cm，横2.15cm，高3.2cm
质地：黄金
此方金印重87.5
克，印文凿刻而成，线条犀利明快，布局跌宕起伏，可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是晋代凿印的代表风格。
趋向粗放的东晋南北朝官私印
两晋以后，社会日常文字由楷书取代篆隶，缪篆的规范因环境变化而发生形变，结构笔形的草率简化与体势的方折倾向是此期印文的一般特点。晋室南渡，割据和争战延续至隋统一。这一时期官印的体制和形式虽仍规模两汉，但各朝风格颇不相同，印文先后表现为细锐劲利和粗壮厚实的新风气，印纽式样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雁门太守章》兼以侧锋，或藏或露，随意运奇，饶有粗细起伏、不可端倪的节秦韵律变化。因此，它较之其他样式的汉晋印章线条，尤为富于强烈的、抒情达意的表现力。
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宣威将军”
魏置，南朝或置或不置，北魏亦置。唐为武散官名，从四品上，宋同，金正五品中，元升正四品。明正四品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清废。
“龙骧将军”是中国古代武职官名，主要见于南北朝时期，龙骧将军地位高下不一，北魏、北齐均第三品，南朝梁有将军号二百四十以上，龙骧叙次在一百七十以后，远较西晋初置时低。隋代以后无。
威烈将军，古代将军名称。三国吴始置，为统兵将领。韩当曾任威烈将军。南朝末沿置为八品将军，散号。北朝北魏沿置，正七品上，用以褒赏勋庸。北周时亦置，秩正三命。
唐宋金元官私印的新式样
隋代对旧制多有变革，官印形制益大，印文用小篆，一律作朱文，完成了用印方式从封泥向钤色印的转换。唐承隋制，中国古代官印从此形成新的体系。
隋唐篆书印文圆润疏朗，宋代趋于平实整齐，至金元时纯用排迭屈曲的九叠文。唐宋时出现隶、楷书的官私印，书法清新质朴。宋代开始流行签字式的花押，丰富了印文的表现形式。
辽、西夏、金、元曾以自创的民族文字入印，但多仿照汉文篆体模式。
《都检点兼牢城朱记》五代
都检点是五代设置的禁军最高统帅官。宋初即废。清代借称提督。
唐宋朱记，具有特定的格式，它的主要特征为:不全用篆书入印，而出现以隶书或楷书入印；印文较少盘曲折叠，章法结构拙朴自然，不作刻意安排；四面多是长方形状的；最后一条，也是最显著的一条，印文最末均有“记”或“朱记”的字样。这类官印是中下级官印的专利品，其文字朴实、稚拙，自然真率，绝无一般官印排叠装饰、基本布满的特征，给人以满不在乎、不经意而为之的感觉，甚而影响北方的辽、金。但正是这种不事雕饰的风貌，倾倒了后世无数篆刻家。
《“齐王国司印”铜印》唐高3.64cm，纵5.65cm，横5.65cm
从隋代开始，官印的体制确立了新的规范和形态。行政系统以官署公印替代此前的官职印，唐承隋制，其后中国社会官印基本延续这一体制。
隋唐印制在形态和用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印文改铸凸起的阳文，形制增大，钮式简化；印文重新确立小篆规范；采用印泥直接钤印于纸上。唐代初年的“齐王国司印”代表了隋唐官印的典型风格，印文布局疏朗，圆转与方折互见，具有稚拙的趣味。
唐宋金元官印风格的演进
隋唐确立新的印制，中央及地方以官署印取代了此前的长官印。北宋时背款加刻监造机构并实行印牌制度，金代官印出现编号，这一时期钮式朴素，流行橛钮和杙钮，印制简化。
各少数民族颁发的官印，制作形式多受唐宋的影响。西夏及元八思巴字官印以九叠篆为模式，呈现绵密匀满的风貌。
《“神虎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铜印》北宋 纵5.5cm，横5.43cm，高4.83
cm
这是北宋时期禁军将领所用的一件官印。“神虎”即神虎军，“指挥”和“都”是禁军的军事编制单位，都一级的统兵将官称为都头。“朱记”则是唐宋时较低级的官印称谓。据《宋史·禁军志》记载，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选陕西州兵马编为神虎军，下有指挥二十六。这件铜印印背镌刻有咸平二年的纪年款，对《宋史》的记载是很有价值的补充，也是北宋时代官印的代表性风格。
《管领本投下中兴等路民匠达鲁花赤印》元纵8.2，横8.1cm，高7.6cm
辽、西夏、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自创制了不同于汉字的民族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都曾经使用于官印，但印章的形制仍以唐宋为模式，如这件八思巴字官印，在形态上反映出中原印章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唐宋元的私印与押记
唐代书画上已采用鉴藏印记。宋元文人名号、斋室印和闲章渐开风气。都市经济的繁荣也扩大了民间用印记的用途，还出现了楷书印文，一度衰落的私印渐趋复兴，并表现为不同于官印的演变趋势，为其后文人篆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宋朝皇帝徽宗赵佶雅好书画，喜欢在御府收集的名书画之上和自画的作品上加盖鉴藏印。因此,宋徽宗时代御府装卷，常常钤有许多印章，琳琅满目。特剧是手卷形式，在绫天头、前后隔水、本幅和贉尾纸等位置上，内府各印的钤印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最多见的有“大观”、“颐和”、“宣和”等联珠形式的小玺印和一枚圆形双龙印。宋高宗也有“绍兴”、“御书之宝”等鉴藏印。
《“御府图书”印章》宋代 质地：象牙
《花押印》北宋 质地：玉
这是一件北宋花押印。“花押”又称押字或签押，是古人按照各自的喜好，设计的代表个人信用标志的符号。花押印主要流行于宋金元时期，为各个阶层人士所普遍采用。传世宋元时代的私印中，奇异神秘的花押印是一个重要特色。
据史料记载，宋代皇帝都有自己的押字，这件花押印为玉质夔龙钮，根据形制和钮式推断，应为北宋某一位皇帝所使用。
《柯山野叟》南宋 质地：瓷
摹仿官印九叠篆，是宋私印的突出一翼。布局匀落，印文曲叠周正，线条挺拔，与官印一脉相承。典型的如这件南宋“柯山野叟”瓷印之类，风气的渗透、延续及至元代一部分私印和“谨封”等书简用印，仍继续以九叠篆入印，这在当时可能被视为正宗。
契丹文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使用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脱胎于汉字，约有一千字以上。小字是迭刺受回鹘文启示而创制的。契丹文约使用了三百多年，1191年后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认识。直到上一世纪20年代方被发现
元代盛行花押印的原因,是因为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也不擅执笔签字画押,于是就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执笔签字。由于元代的盛行,故俗称“元押”。此外,元代还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节形式的印,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持信”,称为“合同印”,亦属于押字印一类。
此外,元代还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节形式的印,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持信”,称为“合同印”,亦属于押字印一类。
《经筵讲官》元质地：玉
白玉质地，局部带沁，底部刻经筵讲官四字，笔锋细腻。印纽雕饰有一螭龙，其细身长尾，匐于璏面，回首而视，身形流畅，给人以律动感。螭龙蹲伏低首，亚字眉眼，双眼微凹，极具威慑力，广额如意形大耳，眼际往上翻卷，与颈、身互连接。螭龙身躯修长，肢体柔韧，攀伏于璧上作半圆状，前肢收于腹下，后肢蜷曲，尾贴服于背，蓄势待发，营造出慑人气势。
螭龙背上有戟状物，排列细密，一丝不苟，光润肌理，有如波光。整体布局饱满，充满张力，雕工苍劲，线条流畅，是典型元代玉龙印押的造型，可与现存各大博物馆的同时期器物向参照。
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和繁盛
明清官印有严格铸凿规范，事实上已无艺术特性。文人篆刻流派起自明朝。明中叶石质印章普及，便利了以艺术鉴赏为主要功用的篆刻创作，当时人文书画的空前发展，也推动了和书画创作有密切关系的文人篆刻的兴起，由此引导出明清五百年间篆刻艺术波澜壮阔的历史。
明清印制
明代官印继承金元式样，清代官印共铸满含文字，印文、形制均有严格的规范，已无艺术意趣，完全成为信验的工具。
明代私印除使用小篆外，并以古文入印。由于鉴藏古印风气的流行，印章的制作出现摹仿古制和追求新意的两种风格。
《多罗郡王印》清 银鎏金 纵10.8 厘米，横11 厘米，高11.7厘米
重4.49千克
明清官印在制度的规范下继续演化，除“九叠篆”印文以外，又有“柳叶篆”、“悬针篆”等多种变体，与不同的质地、钮式相组合，构成官印的繁复等级。以方形、长方形为基本形制，程式化特征十分明显。
“多罗定郡王印”为清代镀金银印，麒麟钮，用满、汉两种文字的篆书对照，符合《清史稿•舆服志》记载。此印钮式铸造精细，凸现了一种尊贵、神秘、森严的气势。
文人篆刻流派的形成
明中叶以后，文人书画进入发展高潮，和书画创作息息相关的印章，也有相应的促进。文人墨客自镌石章托古寄兴的风气流行，治印的技巧和审美观念相应出现新的变革。
明后期的文彭、何震、苏宣、汪关等印家，以追摹秦汉典范为号召，寻求形式变化，由于取法的不同，开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流派。文彭的吴门派、何震的徽派、汪关的娄东派是明清之际享有盛名的篆刻派系。清初印坛在摹仿文何风貌的同时，也出现了程邃、许容等有个性的篆刻新风格。
明代中后期文人篆刻之风日益兴盛。以吴门画派的中坚文征明之子——文彭为代表的兼擅篆刻的文人，顺应潮流，多用青田石自刻印章，进一步推动了风气，因而被尊为篆刻流派的开山人物。文彭篆刻师法汉印和宋元印，风格端庄古雅。由于父子两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对周围的文人群体影响很大，形成了旧称“三桥派”的印人群体。
《文彭“七十二峰深处”牙章》明纵3.1 厘米，横3.1 厘米，高4
厘米象牙质地
传世文彭的真刻有石章、牙章，但传世数量极少。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七十二峰深处”牙章传为抗战时期出土，左侧可见“文彭”两字草书款。印文布白匀整，线条细挺圆润。
文彭(1498～1573)，中国明代篆刻家。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书画家文徵明长子。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对诗文、书画、篆刻均有造诣。对六书有深入的研究，和何震主张篆刻必须精通六书，才能入印。他所用牙章，亲自篆写，请南京李石英镌刻。据说在南京时，偶然得到民间雕琢首饰用的灯光石，用来制作印材，篆刻家可以亲自镌刻，既方便又能得到满意的效果。从此冻石之名才被世知，冻石也被篆刻家所广泛采用，给明、清流派篆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彭其印法为后世所宗，被视为流派印章的开山鼻祖。他所创的印派，也称“吴门派”。这方“七十二峰深处”印为象牙质，印文以沉静清丽为基调，气韵流动，犹有宋元遗风。镌刻秀润挺健，表现出很深厚的功力。
晚明何震、苏宣、梁袠、李流芳、归昌世、何通等人，一定程度受到吴门印风的浸淫，又有个人的探索和实践，在强调师法秦汉宋元的同时，从刀法、篆法各方面融入个性的创变，是晚明篆刻一个重要的风格群体。
何震(1522～1604)
是明代中叶有很高成就的篆刻家。字主臣、长卿，号雪渔。安徽休宁县人，寓居南京。文彭在南京时与他的交谊密切，与文彭独树一帜，矫正时弊，实现书法与刀法的统一。篆刻作品纯朴清新，遒劲苍润，素以流利、逸、典雅、古朴而闻名。时人誉称“近代名手，海内第一”。与文彭齐名，并称“文何”。
《何震“笑谈间气吐霓虹”石章》明 纵4.05cm，横3.9cm，高7.1cm
何震所作的“笑谈间气吐霓虹”是其目前存世屈指可数的篆刻原石之一。印文布局匀整，字里行间一气相贯，运用冲刀刻印，刀迹显露，体现了何震猛利清健的作风。他的边款文字不同于文彭的双刀勒碑刻法，初创单刀为主的切刻法，有苍古生拙之趣。此印印主为明代文学家朱之蕃，寓意谈笑间流露的才华如气吐霓虹般美妙。
汪关，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万历、崇祯(1573～1644)年间。中国明代篆刻家，字尹子。安徽歙县人，寄居江苏娄东，与程嘉燧、李流芳交往甚密。周亮工把文彭以后的篆刻家分为“猛利”和“和平”两派,推何震为“猛利”派的代表人物,推汪关为“和平”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其当时的名望。明末许多文人士大夫如董其昌、王时敏、文震孟、恽本初、归昌世、李流芳、钱谦益、赵文佩等人的用印,大都出自汪关之手。
《汪关“张炳樊印”石章》明纵4.55 厘米，横4.55 厘米，高3.2
厘米
汪关是晚明徽州地区篆刻家，他师法汉代铸印并融入宋元朱文印的书卷气，印风和平典雅，别开纯正的复古印风，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张炳樊印”石章是其风格代表之作。
《汪关“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
“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印文出自《庄子·知北游》。端稳的布局中透露着清丽的内质，充分显出他功力非凡，不论篆法、运刀、结构等，俱精严入微，工整却不失古朴自然之趣。是其传世罕见的精品之一。印文线条的交接处状似“焊接点”，这是汪关朱文印的典型作风。汪关的篆刻后世称之为"娄东派"。
《“朱察卿”玉印》明 质地：玉
朱察卿（约公元1561年前后在世），字邦宪，号象江（江、冈二字吴语同音，文氏因此误写），曾为太学生。他慷慨任侠，其所交吴门文徵明、许初、陆师道、徐中行、吴国伦，沈明臣、王穉登等人相友善，诗翰往来，岁无虚月，著有有《朱邦宪集》。
《韩约素“口衔明月喷芙蓉”牙章》明纵3.9cm，横3.95cm，高2.95cm
韩约素，号钿阁，是晚明的女印家，约活动于万历年间，其夫梁袠亦为当时篆刻名家，其印继承何震风格，临摹作品神形兼备。韩治印得其夫指点而与之齐名，创作风格婉丽隽秀。相传她喜欢篆刻好的冻石，平生作品很少，因此这件牙章至为珍贵。
《甘旸“东海乔拱璧穀侯父印”》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质地：玉
甘旸，江宁（江苏南京）人，隐居鸡笼山。字旭甫、旭父，号寅东。活动于明万历间。工书法，篆书负有盛名。精篆刻，嗜好秦印、汉印，善治铜、玉印章；所作用刀以切刀为主，线条苍莽浑厚，布局灵活自然，神韵极佳。存世有《甘氏印集》、《甘氏印正》。
《葛潜“米汉雯”印》清质地：瓷
清代华亭书法篆刻家葛潜为米汉雯(清康熙年间书法家)所刻米汉雯印(瓷质白文姓名印)即是存世不多的瓷印。
清中期的主要流派
文人篆刻在清中叶进入盛期，各种流派孳乳，其风格鲜明多样，乾隆嘉庆金石学勃兴，更开拓了印人取资传统的视野，相沿已久的刻印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浙派和邓石如派。一些书画家兼事治印，也各具神采，使这一时期的篆刻奇峰迭起的盛况。
邓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邓石如的篆隶为世所重，是一位具有开拓之功的清代书法家。篆刻初于何震、苏宣中取法，强调以书入印，不尚奇巧，其流转圆动的印文体势和自然流畅的冲刀技法，体现了“刚健婀娜”的特征，成为当时别开生面的篆刻新风。邓石如提出的“计白当黑”创作法则对书法篆刻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邓石如“淫读古文甘闻异言”石章》清 纵3.1 厘米，横3.2 厘米，高5.3
厘米
“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一印的文句取自汉代王充所著的《论衡》。作品以圆转的线条为主，打破了相沿成习
“白文用汉”的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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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30 14: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