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什么学生有讲究

——关于学者型官员之五

白沙河

在持有高学历的所谓“学者型官员”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通过“在职攻读”拿到文凭的。他们的产生，高校与教授们“功不可没”。在这场“权学交易”的商战中，高校与一批导师游刃有余地将手中的资源充分利用，占得先机，获利多多。

既然是交易，相互交换的任何一方，都会很理性地算计清楚对方的价值几何。官员们自然要选择与其身份相当的学校，而对于导师们来说，招什么学生，也是很有讲究的。这些年，在博导们那里，流行着一种不便明说的惯例：每次招生，一般说来要招“三个”学生。“三个”指的是类型，而非单纯指数量。这“三个”学生，一个是官员，另一个是企业高层，第三个则是有一定的学术潜力的人。

这样的学生结构，好处绝对是大大地有，不仅各有各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很好地互补，进而产生放大效应。

官员学生的价值自然是最高的。课题立项、经费方面的关照属于合法范围；邀请到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好好招待，也是给地方增光添色的事，考察大好河山时顺便给地方上作次报告讲回学，送上一笔课时酬金毫不违法；招收官员学生的投入还具有长线效益，“某大学一位教授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特别是将来，官员若继续升迁，自会给导师创造更多的机会。于是，招收官员做学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双赢”，当然是个人之间的“双赢”，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赢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同时将学风迅速地败坏下去。

身为企业高层的第二个学生，虽然不像在任官员那样可以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但他的优势在于支配金钱的灵活、安全。他们还可以带领导师进入一个另类的生活空间，让过去的书呆子们尝试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而且，不少导师还借此进入学生的企业，当起了合法拿薪水的兼职顾问。不过，这一类型现在进入博士群体的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在硕士那个台阶时，他们曾是主力军。

尽管有了权力和金钱，但第三类即有一定学术潜力的学生，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的作用首先是给导师完成所拉来的课题项目，不管所谓成果的水平怎样，即便是胡编乱造，也得有人去编去造，日理十万机的官员和企业高管们当然不能干这事，没能力、没时间不说，而且是丢份的事情；另一个作用是写一些署上导师名字的论文发表，导师是需要经常有所谓成果问世的，这是目前高校管理所要求的；第三个作用则是帮助导师带一带同学，甚至出手帮助同学完成论文什么的。别以为这是被剥削了，这也是一种交换，一种互利行为，不然的话，哪里来课题和经费？没有导师署名，发表论文能那么顺利吗？再说，能与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过窗，那当然是一笔不错的前期投资，何况还有恩于彼。

按道理说，导师招收研究生，只应招有学术潜力的这一类。学校和教授们对此当然是清清楚楚，但“在职攻读”的大门一旦打开，诱惑与压力也随之而来。校内导师再一比较，你的学生学术水平再高，不如别人的能拿来经费、项目、奖励以及各种人脉，这些，可是评价教授们的学术地位、待遇等级等等的量化硬指标。退一万步说，如果导师招的学生只知做学问，到了毕业答辩时，请答辩委员们吃顿饭，恐怕也进不了高档酒店。

上述情形，当然属于典型形式，而非所有导师都是如此。而且也不是所有学科的教授都有这样的机会。数理类的专业不太了解，估计可能性较小。文史哲类的专业也不太有机会，因为作论文的难度太大。较为集中的是经济、管理类，在这些领域，搞一篇“实践性”、“对策性”的论文，要比作一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不知容易上多少倍。更好的理由是，这类专业“与实践结合密切”，在职官员、企业人士拿这方面的学位还挺“对口”的。

出现这种局面，人们也许会指责导师。导师当然有一定责任，拒绝招生的个别导师也有所闻。但在不受约束的权力无限膨胀的环境下，学校和导师们往往难以抗拒这种冲击，何况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可以说，在现有的官本位制度框架下，只要允许在职官员读学位拿文凭，就会迅速演变为合法的“权学交易”。即便现在以最强硬的方式，禁绝在职官员读学位拿文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2008-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