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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哪只手使筷子
现今,这也许不成为问题了。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爱用哪只手使筷子就用哪只手。然而在过去,对专用筷子吃饭的国人来说,这可是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用右手。
多数人用右手使用工具,比用左手要灵巧得多,故用右手使筷子属较为自然、普遍之事。然而要求所有人都用右手,其中就有了一种文化规则的意味,因而值得琢磨琢磨。
在过去中国人的大多数家庭中,当小孩子刚学着使筷子时,做家长的就会注意其是否用右手,那些与生俱来的“左撇子”,便会在温和规劝或强硬限制之下,改变天生的个人习惯,而遵从后天的大众习惯。这种统一,即是一种群体行为规则,是文化中的一项。但这毕竟是表层,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何以必须都用右手?
这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农业时代的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秩序是十分重要的,一日三餐乃生活中的大事,当然也是实现家庭秩序的重要场所。吃饭时,一家人总是长幼有序地围坐在一起,此时,如果有人用右手使筷子,而个别人用左手,就难免碰碰磕磕、相互干扰。尤其在亲友相聚或更为正式的礼仪场合,更需要一种共同的规则,以免无谓的干扰。于是乎,“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左撇子”们只好委屈一下,宁右勿左了。久之,人们也就习惯成自然,只把它当作成例来接受、遵从,而不再管它为什么了。
这是文化规则的固定化。一旦成为规则,违规现象就会受到群体的排斥。乡间有一种说法,用左手使筷子,“上不了大席”,即有此意。反过来,这话也在提示,你只有遵从共同规则,才能获得进入更大的生活群体的权利。由此亦可知,做家长的对小孩子用左手使筷子而敲打几下的良苦用心了。否则,长大之后仍然用左手使筷子,别人会认为,没教导,不懂礼,而“教不严,父之过”,做家长的该承担责任了。
人们或许还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化中的群体至上观念。对这种观念,人们可能赞赏之或批评之,只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观念本身,而在支撑起观念的那些生活。譬如使筷子,用右手的规则性要求,就导源于群体中空间紧凑、固定不变且相互依赖的生活方式。当着生活发生变化,相关的文化规则也会发生变化,新的规则会随着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式而产生,并改造或取代旧的规则。就像现在,个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大,生活的个体化特征愈益发展,文化上的绝对整齐划一的要求也就随之减弱。就如行为的其他方面的个别化一样,虽仍围坐就餐,但该用哪只手使筷子,已没有什么强求。至于那些整天独往独来、独居一室的人,用筷子、叉子还是用手抓,没人过问,那是个人自由。
这里提到了自由这个大字眼。其实,自由一点也不空洞,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就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当然,自由需以不妨碍或伤害他人为前提。如果你在餐桌上,碰掉了邻座夹在筷子上的菜,你就总是有点失礼——违背公共交往规则;如果你再手舞足蹈、唾沫四溅,致使他人无法下咽,那么,你就是不懂礼了。此时,你就面临被逐出群体的可能,就有失去交往自由的危险,最终有可能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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