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素质低？

——农民问题札记（三）

关于“农民素质低”的说法听到的太多了，甚至还有这样的社科基金课题：“如何提高农民的低素质”。日前参加了一个讨论城乡发展的小会，会上又听到关于农民素质低的说法。怕自己听习惯了也认同这种说法，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质疑表达出来。

关于农民素质低的说法，有不同的内容。有的说是“文化素质低”，有的则直接说“素质低”。各种说法的出发点亦有不同，大多出于同情，有帮助农民、“提高农民低素质”的良好愿望；也有的直接是贬低，就像网上有人对骂，称对方“整个一农民”，意思就是“素质低得和农民一样”。甚至曾经遇到一位“作家”，当他谈到一位写农民题材的作家时，用手比划着说：掀掀他的衣服看，农民的尾巴就这么粗！贬低已经是侮辱，无需认真讨论，只是对出于同情而做出的“农民素质低”的判断，却有计较的必要。因为不仅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存在疑问，而且隐含了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当然，人们会列举很多现象，以证明“农民素质低”。例如，农民没受过很高的教育，没读过多少书；农民进城后，没有多少谋生的本领和技能，只能做些苦力的活；农民不懂各种人际关系，不会与人很自如的打交道，甚至萎缩恐惧；农民乱扔杂物、随地吐痰、乱踩草坪，甚至过马路不会走斑马线，连行人要靠右边走都不知道……人们还会进行理论的论证：农民是小生产者，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农民经济条件较差，制约了发展；农民阅历单一，影响眼界……我想问的是，这些现象能说明“素质”低吗？这些理论能论证农民“素质”低吗？

近几年“素质”一词颇流行，但当我们使用“素质”一词时，究竟指的是什么？难道指的就是受教育水平？如果是，郑筱萸、曹文庄受教育水平高不高？武汉科技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受教育水平高不高？还有郴州的那位“诗人书记”，受教育水平也不会太低吧？还有许许多多的贪官污吏，没文凭的不太多吧？他们的“素质”高还是低？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说的是“农民文化素质低”，而不是包括道德等等在内的一般意义上的“素质”。然而，这样的概念又能成立吗？受教育等于有文化，无疑是多年来的习惯说法，但是，学者们在做的是学术研究，需要的是规范严谨的概念，而不是习惯说法。

谁也无法否认农民受到的教育少一些，但这里有许多前提：一是所谓受教育少，是指受到的什么教育少？二是相对于哪些人来说受到的教育少？所谓受教育少，指的是受学校教育少，既如此，那就该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受（学校）教育水平低”，而不应当转换为“文化素质低”这样的产生歧义的概念。须知，一旦冠上“素质低”或“文化素质低”这样的名号，那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整体状况的低下。至于相对的群体，如果相对于教师、律师、学者、官员等等，说农民受教育水平低，那就是一句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废话，受教育水平高，例如大学本科或者甚至是研究生毕业，他还去当那被人瞧不起农民吗？如果相对于“市民”来说，许多农民受教育水平不会比相当一部分市民低吧？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不仅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能力很弱，更没有“农民工”的那种吃苦精神，他们没有像样的职业，收入较低，生活状况很差。但却没有人因此说“市民的文化素质低”，其中似乎并非仅仅是受教育状况那么简单吧？

我对那些为了改善农民乃至所有弱势群体生存状况而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深怀敬意，我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改变了说法农民的状况就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我只是愿意读到规范严谨的术语和概念。另外，我还有一种担心：担心一种社会身份一旦与“素质”之类的东西挂上钩，久而久之二者的含义和界限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成了“素质”之类的东西的代名词。例如君子、小人这些词汇，现在，除去其道德含义，谁还在意他们还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这担心已经不是未来，就像开头提到的，“整个一农民”，农民已经被当作“素质”低的代名词了。

上述问题主要是理论认识和道德判断方面的，对于解决问题而言，这样的笼统说法，似乎也不会有很实际的帮助。譬如对于提高“文化素质”的目标，究竟是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还是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抑或是提高道德素质？这些，都需要具体化，才能有的放矢。显然，论者要谈论的主要是受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能力问题，那就应当有针对性地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放弃使用一些不着边际且容易产生歧义甚至带有歧视意味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