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调新声咏国殇

──火仲舫历史长篇小说《西夏殇》简论

（宁夏固原五中   高丽君）

一口气读完火仲舫老师的历史长篇小说《西夏殇》，由衷感慨：这棵宁夏文坛常青树的勤奋、执着、毅力和恒力，是我辈永远学习的榜样。

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盛衰亡的真实记录，更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在中国悠久丰厚的历史宝库中，盛满着太多的安与危、成与败、兴与衰、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英国乔治·屈维廉这要说，“历史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它的唯一目的乃是教育别人”。孟浩然面对历史演绎、时代风云时，发出了如此感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真正尊重历史的人，会在高度冷静和谨慎的同时，以一种线性、求实的史观去回望去探究，去还原去思索。

殷鉴不远,岂能无忧？否认过去就意味着重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记住的方式有多种，重新演绎便是其中一种。历史小说因其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生活面貌和发展趋势，历来颇受欢迎。

文学必然是民族的、地域的。作家躯体里流灌着民族、地域文化的血液和精气，以及由此而成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支配着创作，火仲舫更是。热爱故土、热爱写作、热爱秦腔艺术的他，像一个行走于村间地头的说书人，更像一个站在戏台上长袍甩袖的演员，以“说书唱戏劝人方”的方式，把一段历史缓缓告诉给世人。

《西夏殇》是以宋朝和西夏发生的好水川之战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在尊重正史的基础上，对一场发生在故乡大地上的战事进行了虚构和延展；不但描摹了宋、夏、辽错综复杂的对峙局面，揭示了大宋惨败及西夏亡国的缘由，还抒写了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的悲剧故事，歌颂了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英雄群像。他聚焦于脚下的这片热土，去解读故乡的历史与文化，开掘起一段渐被人忘怀的历史；力求在西海固的历史领域中，建构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模式，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赋予史事一定的艺术价值，留给后人一些经验和教训，达到启示和教育的目的。

在创作中，他坚持着中国古典主义的写作脉络，无论从情节到人物，从构思到布局，从情感到思想，均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和正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其传承宋元“讲史”话本的叙述方式，借鉴分章叙事的古典长篇的创作形式，可谓是旧瓶新水传佳韵,古调新声咏国殇。

一、传统的文化内核 坚韧的民族精神

“南北交战动刀兵，山川沃土血染红。虎落平地遭犬攻，将遇名君方成龙”。这首“南山虎将”的藏头诗，可谓是画龙点睛、承前启后。宋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十多万西夏军在首领李元昊率领下进攻宋泾原路，埋伏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地区，和以任福为主帅的宋军进行了激烈交战，结果是宋军大败，不但损失了几员赫赫有名的虎将，更让一万八千多士兵长眠于此。这场战事改变了宋夏军事力量悬殊的格局，使得北宋从此走上了委屈求和之路，在历史上留下了屈辱的一笔。《西夏殇》描述的，就是这段血泪史。

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仁、义、礼、智、信”是核心，其中“忠”是立国之本，“孝”是立家之本，“仁义礼智信”是立身之本，《西夏殇》也遵循着这样的精神内核。作者将对江湖的向往与反抗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用粗笔勾勒出一副恢宏的画卷，反映了西夏兵奸杀掳掠的暴行以及大宋百姓团结一致、英勇抗击的过程。同时，还增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一家民族大同的内容。在他笔下，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大宋子民，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边境沙场，无论是英勇抗敌的民族英雄还是反抗压迫的普通民众，均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生灵涂炭之时，守我江山，孝我父母，成我义气，不屈不挠，忠义忠诚，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孕育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作者采用不同民族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娓娓的交叉叙说中，借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因素，传达历史识见，唤醒民族记忆、民族感情，强调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西夏殇》既是一部豪情满怀的英雄史，也是一部反抗外族侵略的悲壮史；既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话本小说，也是一曲注入了忠义之举家国情怀，融入了亲情爱情和人性善恶的民族之歌。

二、鲜明的群像塑造 鲜活的个体呈现

历史小说因其特殊性，写的是“故事”接的是“地气”。一部深沉的历史小说，需要长久沉积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品格来支撑；一个感人的故事，需要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心灵来倾诉。

《西夏殇》不光写干巴巴的历史，还有生动的细节，曲折跌宕的情节，清晰明了的线索，生动丰富的细节，血肉丰满的人物，含蓄深刻的主旨。其叙事平铺直叙、简单明了，风格明快简洁、通俗流畅。结构上采用朝代相叠、顺时发展的逻辑，且以两条线索进行穿插叙述：一条在朝野，一条在民间；一个是民族矛盾，一个是爱情错位。在准确客观把握历史大局的基础上，以任福、韩奇、范仲淹等人为首的高级将领和李元昊、张元、没藏讹庞等人的斗智斗勇，与以南山虎、陈彪、山红姐妹和尹雪、野利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加上耳熟能详的杨家将故事人物，开始了从鲜活的普通个体到鲜明的英雄群像的塑造过程，完成了塑造刻画人物形象的任务。

从第一章“好水大战，千古玄机”到第三十四章“天悲地哀，含恨归天”，一个传奇化、情感化的故事徐徐铺开。这种把家愁国恨与儿女情长并连在一起的方式，是传统戏曲尤其是秦腔剧本常用的方式，也是艺术再现历史风俗和社会概况的手段。特别是把英雄主义与友情爱情相互交织的方式，自出心裁，吸引着读者阅读兴趣。一词一句，浓缩着人们对生活的感触与智慧；一曲一调，唱响着豪放高亢的西北风骨。

作者还试图从普遍人性或文化积淀的角度寻求对历史人物新的理解，力求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审视人物的生存境遇。如主要人物南山虎，这个宋国败将，长期被困于西夏，在复杂多变的宋夏交涉中，在各种悲欢离合曲折复杂中，面对各种利诱威胁也不改其志；身陷囹圄，更不忘亲人家国，最终却以生命结束成为悲剧人物。前三章中，大场面的恢弘明晰，小场面的细致有力，将士们奋不顾身与西夏兵浴血奋战，最终全军覆没的场面，令人震撼深思。这种以凝练的文笔把历史当故事写，把百姓当英雄写，将故事冲突转折运转的从容自如，将过渡衔接呈现的细腻生动的手法，使故事感情更真挚，人物类型、性格更复杂，创作与表现手法更多样化。

三、传统的文明史观  虚实的表现手法

传统的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承认文明的多元；个人历史观即在熟读历史后有新的体验新的启发，来指导自己行动。《西夏殇》第二章的结尾，作者这样总结：各事其主尽忠心，宋兵夏兵都是人。救得貔貅一条命，天地有灵鉴佛心。可见作者希冀通过正义善良、众生平等、厌恶战争、慈悲为怀等词语，来凸显立场，彰显价值与判断。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虚与实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历史事件或过程不会自动成为审美对象，复刻式的再现或机械的表现也无法打动人心，只有经过作家思想和趣味的反复锤炼，才能获得艺术价值。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超越历史事实的局限，把历史放置在可能性的宏阔视野下加以考察。

《西夏殇》有对历史场景的虚拟或假想，也有对历史过程的真实再现，作者善于将历史资料与艺术虚构结合在一起，加以丰富想象和大胆联想，重新构筑；在遵循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和“不求真有，但求会有”的原则上去展开。他以为，历史小说可以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虚构，也可以有细节上的想象和夸张，允许适当的艺术夸张和必要的集中，但在大的史实方面不能杜撰、篡改和违背，如文中的任福、范仲淹、韩琦、夏悚、王珪、佘太君、杨文广、宋氧、李元昊、张元、吴昊、宁令哥、没藏讹庞、野利遇乞、野得仁荣等人，皆为真实的历史人物，这是“实”。可为了艺术再现宏大的历史事件，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读者从中了解历史并受到启示，作者在把历史人物还原为真实的人之外，又虚构了一批小人物，并以其为线索来展开故事脉络，推动情节发展，如南山虎、陈彪、山红、山秀、木兰等。这种以史实为依据、合理虚构的处理，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偏好；既尊重历史真实，又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点。

总之，《西夏殇》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书写，更是对历史的思考与阐释；不仅仅在于总结与反思，更是将历史长河中总结出规律的、有价值的东西供后人去学习与借鉴。其在处理历史与艺术、雅与俗、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与吸取的经验。它是作者创作风格走向圆融纯熟的具体呈现，更是西海固文学史上的又一个亮点。

当然，《西夏殇》也有不足之处。如粗放式的话本描摹，只注重情节和过程，而忽略了人物内心刻画和心理描写；再如许多角色都是一笔带过或草草交代，没有更深的挖掘，有些情节还存在交代不足的弱点。还有，在庞大的故事线里，主线支线交叉运用虽显功力，结尾却有格调不高之嫌。

天道酬勤，兼容并蓄，盛名不虚，宝刀不老。在学习再学习的同时，衷心祝福这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在文学的长河中，永葆艺术青春；祝愿他健康快乐，笔力依旧，创造出更动人的艺术形象。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   高丽君（1970-），女，汉族，宁夏固原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级研修班（文学评论）学员；固原五中高级教师。有多篇作品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散文选刊》《飞天》《青年文学》《朔方》《黄河文学》《散文诗》《罗马尼亚华人报》等发表。有文字被译为英文。出版散文集《让心灵摇曳如风》《在低处 在云端》《你看你看 苹果的脸》《一路断想 惟有时光》《秋高雁声声》、随笔评论集《剪灯书语》、长篇小说《疼痛的课桌》《沉默的黑板》。曾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等各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