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首先要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常识，但在当今的文学界，却并非如此，在不少批评家那里，我们看不到他们对文学作品发自内心的欣赏与喜爱，只能看到他们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大而化之的“观点”，文学作品在他们那里，只是论证的材料或处理的“文本”，他们的观点也不是从细读作品中得来的，而是先有了“观点”，再从作品中寻找例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完全颠倒了评论之为评论的意义与价值。梁海教授的《小说的建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她对作家作品的尊重，在她的眼中，每一部作品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作家都是独立的，她以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深入到作品内部，细心品味着文学带给她的美与感动，然后发之于文字，这显示了一位文学评论家的功力，而能不断与触动心灵的优秀作品相遇，也是一位评论家的幸福，《小说的建筑》便记录了梁海与优秀作品相遇的内心历程。

    在梁海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对苏童、阿来两位作家的偏爱，以及她对短篇小说与诗歌的偏爱。在对苏童的评论中，她发现了苏童小说中“先锋”与“古典”的诗性合谋，通过对《妻妾成群》、《红粉》等小说的分析，她认为苏童小说中具有“中国传统的内敛性的思维方式”、“古典性意象化叙事”以及小说中“氤氲的颓废美感”，她指出，“虽然苏童对先锋写作技巧的把握游刃有余，但是，苏童的写作避免了先锋写作的那种消解意义，颠覆深度模式，从而放逐了文学的精神性等弊端，他在向中国古典的叙事语境回归中，将古典的叙事手法、美学风格以及传统文化构筑成他写作的坚实内核，并与先锋派的表意策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童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一论断既阐明了苏童小说的艺术特色，也向我们揭示出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颇具说服力。在关于阿来的一系列评论中，她不仅分析了《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大地的阶梯》等作品的艺术风格，而且对阿来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世界与民族之间的现代汉语写作》一文中，她指出，“面对无法阻挡的现代性，他在自己的创作旅程中锲而不舍地去破译‘民族性’与‘世界性’对接的密码，而这种破译又是在不断挖掘和拓展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独树一帜的思考和美学选择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在这里，她的分析涉及到了三个层面：一是中国与世界所面对的现代性问题；二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探索；三是在上述处境中，“现代汉语写作”的可能性问题。梁海的分析在这不同层面之间建立起了连接，从这一视角观察阿来的创作，既有对阿来具体作品的感悟与分析，也有对阿来创作及其艺术探索的整体把握，正是对作家的尊重与对作品的艺术敏感，才能使评论家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对短篇小说的偏爱，也显示出了梁海在艺术上的敏感。在《抵抗平庸的短篇小说写作》中，她指出，“在小说的几种样式中，短篇小说是技术含量和思想、艺术要求最高的一类，读起来常有欣赏玉雕、根雕和冰雕的感觉，也仿佛在一种文字的仪式和道场中，以一种精致和纯熟、精神性和艺术性的契合，打磨着阅读者粗糙、荒芜的内心。”在对她喜爱的作家苏童、刘庆邦、王安忆、迟子建、、金仁顺、阿成等人做出评析之后，她对几位青年作家的新作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在这些具体的品评之中，尤可见出评论家的功力，比如她指出罗伟章的《青草》，“在美感风格上弥漫着一种整体的沉重的苍凉感。以往，我们很少能在一个短篇小说的形象世界里，体味到蕴藏于哲思中的生命的强烈律动，罗伟章的叙述荡气回肠，使这篇小说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唤醒人性中那坚硬的坚冰。”她不仅描述了此篇小说的风格，而且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一个“读者”的阅读感受，以及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判断。对于当前的评论界来说，一个评论家首先将自己作为“读者”而并非“专家”，可谓难得的品质，评论家的专业技能应该有助于我们去更深入、敏锐地理解一部作品，而不是反过来遮蔽了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失去了对作品的基本判断，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对诗歌的欣赏，同样显示了梁海在艺术感觉上的敏锐。在《直抵生存本真的自由抒写》、《就这样栖息在唐诗的故乡》两篇文章中，梁海分别评析了诗人宋晓杰、王妍丁的艺术特色，让我们看到了她对诗歌的细腻把握。“初读宋晓杰的诗歌，我的感觉是，灵动，飘逸，温婉之中又不乏坚毅，还有淡淡的怅惋和忧愁。进而品味，深入细读，我认为，宋晓杰的灵动，并非仅仅是建立在个体体验之上的那种对于瞬间灵感的捕捉。其实，她的许多作品都与现实贴得很近，看得出，在对日常生活的过滤和整合中，她在努力将对现实的感悟推向或衍生到对存在理解的高度。”开篇这一段话，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梁海对诗歌深入阅读的过程，而且让我们看到她是怎样由表及里，对诗歌进行解析的：从诗歌的风格，到诗歌与现实、个人体验的关系，再到对“存在”的把握，层层深入，展现了梁海从艺术感觉入手探讨“生存”本真的探索路径。在对王妍丁诗歌的评论中，梁海指出，“她以她的诗歌为我们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坚硬世界营造着柔美的诗意，她在日常起居中汲取诗情，抵达最平凡的事物和最常态的景致，挖掘并放大我们早已忽略的诗意的叶瓣。”在这里，梁海从几个层面把握王妍丁诗歌的特色：她的诗歌来源于“日常”；其风格在于平凡中的诗意；这一诗意对“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文章结合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分析，细致入微地阐明了王妍丁诗歌的风格，让我们可以对王妍丁诗歌有一个深入的理解，也可以感受到评论者的细腻与敏感。

    梁海文学评论的特色，在于她对作品敏锐的艺术感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深刻把握。但是这一特色是如何形成的？我想这主要与梁海的身份与学术经历与修养相关，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古典文学的修养。在2008年之前，梁海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如她所说，“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一致定格在古代文学方面，虽然也有星星点点的收获，但总体而言并无长足的起色。……我渐渐发现，发挥我已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功底，从事文学批评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开始有了令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收获。”古典文学研究不仅为梁海的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不一样的视野，而且使她的批评方式与语言也具有古典诗意的浸润。比如在论述苏童的语言与叙述特色时，她指出，“这种将物象铺排开来，却又用主体的情感、思想将其勾连在一起的方式，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即所谓‘风断云连’，‘辞断意属’。‘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殊《临江仙》），等等，无不如此。苏童叙述语言正是在这种古典性的传承中表现出意象化的含蓄、深沉、唯美的追求，在物象的细致入微的真实中，形成意蕴浑成的叙述张力。”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文学内化为梁海的一种修养，也成为她评论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她能够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细微之处，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观照。

    其次，是诗意的追求。在梁海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诗意”是她品评作品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一个关键词。这不仅在于她对诗歌的欣赏与分析，而且在于她对小说中“诗意”的发掘。对诗意的追求，既向我们显示了梁海美学欣赏的趣味，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人生态度。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梁海所注重的“诗意”并非是虚无飘渺的“诗意”，而是生活中的诗意，“平凡的诗意”，这样的诗意既来自于现实生活，又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审美距离”，仿佛置身于生活的高处或世界之外打量这个世界，既有生活的气息，又有美的欣赏与咏叹。梁海的评论在发现这样的诗意，这样的审美态度也正来自于对生命的感悟，如梁海所说，“可以说，在诗意的精神领地，宏大客观的历史本身已经丧失了意义，存在的只是生存于每时每刻的个体。诗意超越了历史，创造了自身的存在，也领悟了自身的存在。在诗意的居所中承载着每一个个体在价值论上的自足意义，人在现世的张力中展开了他的人生历程，成为一个永远自担重责的自我超越者。”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诗意”便成为了存在的一种证明与象征，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梁海对“诗意”的重视。

    再次，是女性的直觉。在梁海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对作品的敏感部分地来自于女性对美与爱的直觉。尤其在对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时，梁海不仅以自己的内心去体悟，而且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作品做出新的阐释。在对迟子建、潘向黎、金仁顺、梁静秋等作家的评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梁海的独特的之处，比如她认为潘向黎的《穿心莲》“绝不仅仅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情爱纠缠的背后，言说了女性深邃隐秘的情感世界”，而“金仁顺讲述的故事，在诗意的背后都埋藏着一个悲剧性的、近乎残酷的宿命苦果。男性和女性几乎可能同时遭遇来自对方的精神的冲击或重创。”在这些论述的背后，我们都可以发现一双女性的眼睛，但是梁海对女性视角也有反思，在对迟子建的评论中，梁海指出，“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迟子建很容易像许多人那样沉湎于创作过程中的女性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女性视角大多体现为一种经验视角，而过度的经验化必然会冲淡写作中对形而上层面的追求，经验一旦成为终极，写作就成为‘表演化’的写作，叙述就无法企及生命的核心地带。”

    梁海的文学评论，从敏锐的艺术感觉开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之美，而她在此基础之上去探讨“中国文学该怎样走向世界”、“技术时代的诗意栖居”、“世界与民族之间的现代汉语写作”等宏大的理论命题，便不再是凌空高蹈，以抽象的命题凌驾于文学之上，而是切实地从文学本身出发，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提出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梁海的文学评论恢复了评论本来应有的面目，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理论的及物性，在当前的文学批评格局中，我认为她的评论方式是富于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