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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简介：

　　阿乙　1976年生，江西瑞昌人，警校毕业，从警五年后赴外做体育编辑九年。2012年曾任《天南》执行主编，现为铁葫芦图书文学主编。著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和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2012年入选《人民文学》杂志“未来大家TOP20”。

　　■我的世界是心生的。我渴望有天能超脱自己，飞出自己。变得更公平。

　　■我处在一个奇怪的结果里。我写的是世上最无聊最慵懒最绝望最不振作的事，但我自己却辛勤忙碌，有如劳模。

　　◆作家自述

　　我容易在光明和温暖里看到更大的虚空

　　我的人生充满逃避性，就像河流遇阻，走不通，就会改道。我不适合当警察，但高考分数恰好只到省专线，那里只有一所警校等着我。

　　我在县城当了五年警察后，不能忍受小城那种由逼仄带来的压抑，跟着火车外出务工，在郑州、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做体育编辑。我跳槽频繁。

　　在我32岁时，单位领导甲乙互为制约，就像央视的新楼，上边扭成一团，下边便出现自由的空地。我在那空地里无所事事开始认真写作。此前大概有六年，我广泛阅读余华、昆德拉、加缪、卡夫卡、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是我凭借个人兴趣选取了这些作家，这些作家也决定了我。我第一本短篇集《灰故事》充满对他们的模仿。

　　2007年，我偷偷写了不少，一次饭局，当人家向一位作家介绍我也写作时，我满脸通红。2010年我34岁，才开始有发表，第二个短篇集《鸟看见我了》也出版，我才自如了一点。如果从18岁开始计算，我生活了8年，系统阅读了6年，这个积累应该还可以。

　　写作应该是生活的镜子。我可能是情感上的色盲，更多从坏的角度去考虑。我写作反映的也基本如此。这可能和我身体一直不好以及经历接二连三的挫败有关系。

　　从18岁开始，我在高考、恋爱、工作上接连失败，心如天鹅，命如土狗。

　　我暗恋一个人八年，只见过她四五次，通电话三四次，其余时间都处于一种躲避当中。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以躲避的方式，而且忠诚很多年。

　　因为这些事，我喜欢独处，喜欢自我思考自己编排一些事。并不太听命于世界已存的道理。我的写作应该照射出我生活的本真，包括我怎么想象。

　　有人劝我，让我要写光明的温暖的，但至少在目前还很难做到。我容易在光明和温暖里看到更大的虚空，有时我觉得痛苦和绝望反而有实感。我感触得到，它就是实在的。我感触不到的，比如和母亲相拥而泣，就不去写。我很难想象我和父母会拥抱。

　　你可以理解我有一种能力上的欠缺，但我基本反映这种即使是欠缺的真实。

　　◎文并供图/李云雷

　　◆作家访谈

　　■写作可能是我的一种怨艾。“得不到”是我写作的命题。我写一个人行千里路，即将抵达时，猝亡

　　李云雷：你的作品与你的生活、经历、职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大体看到你以前的生活世界，以及你对世界的观察与感受。但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你的作品赋予了生活某种意义或色调，或者说，你对生活有自己的独特视角或“独特的发现”。

　　在我看来，这种独特发现在于你写出了残酷的真实与诗意，这与你长期从事基层警察的职业有关，也与你的人生态度与写作态度有关。我觉得，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无聊或绝望的时期，这样的经历让你将世界与文学都“看透”了，所以你才会有直面现实与冲决罗网的勇气。而正因如此，“写作”才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阿乙：非常感谢你的理解。我现在处在一个奇怪的结果里。即通过写作来反映自己所遭遇、所想象的绝望，自己却逐渐摆脱了绝望。写作将我拯救出来。我仍然不停从无聊之井汲取黑水，但我已穿上写作的圣袍。我写的是世上最无聊最慵懒最绝望最不振作的事，但我自己却辛勤忙碌，有如劳模。

　　我受使命感驱使，有时早上四点爬起来，有时熬到四点。一旦不写作，就会焦躁不堪。在这点上我和民间科学家、民间哲学家是一体的，属于意外发现自己的能力（哪怕是误会）后持续进入狂妄状态。我尊敬民科和民哲。每个人在内心对自我的树立都应视为成功。

　　李云雷：在“残酷”与“真实”这个层面上，有人会将你与余华、残雪等人的作品加以比较，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早期作品虽然以“残酷”著称，但更多是一种精神或叙述层面上的 “真实”，以抽象的方式写他们对世界的感觉。但你的作品却是来自于你的生命体验与生活感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残酷”之于你的意义不在于叙述或修辞层面，而是世界给你的基本感受。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阿乙：我所理解的世界正如你所说的这样。写作可能是我的一种怨艾。“得不到”是我写作的命题。我写一个人行千里路，即将抵达时，猝亡。我得不到我认为的爱人，也得不到我想要的世界，我便以为世界也如此。我常分析自己，我觉得自己很偏执。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在验证我偏执的理解。我很佩服哈金的《等待》，我写了很多无限接近而最终崩塌的事情，而他写了一个已经得到同样崩塌的事情。可能这是比绝望还绝望的绝望。

　　我的世界是心生的。我渴望有天能超脱自己，飞出自己。变得更公平。

　　■我一直在读国外小说。我相信一些更高的标准会促使我进步，主流期刊开始约稿让我受到鼓舞

　　李云雷：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的成长是很特殊的，我最早读到你的小说是在《今天》杂志上，然后读到你的小说集，以后才在内地的文学期刊上读到你的作品。这和很多青年作家的成长道路不同，他们大多是先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作品，获得一定认可之后才出作品集。

　　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谈你与主流期刊的关系，是否你作品的风格与主流期刊有一定的差异，使得你的作品最初无法为之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能够被接受，是否说明你和主流文学期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阿乙：我只是所有写作里的一朵浪花。世界的写作在横向上充满多样性，在纵向上仍然充满可能性。

　　过去的主流期刊有点让我不安，因为我看到一些过于统一的作品，写乡村，写下岗工人，写妇女。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比较前卫的作品，也会在某种廉价的价值观上重复。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觉得叶弥的《天鹅绒》和苏童的《古巴刀》就构成重复。当然他们之间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但是在期刊和处于低位的写作者之间，存在着号召与模仿的关系。我并没有研究它们的方向与趣味，我一直在读国外小说。我相信一些更高的标准与要求会促使我进步。

　　我最早在内地的文学期刊发表是2010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我到现在还活跃在圈外，仍然是陌生人，我觉得能发表和《人民文学》本身具有的开放心态有关。我现在也接到越来越多的期刊约稿，这让我受到鼓舞，也说明他们的门一直没关上。

　　■我不是在写侦破故事，但我热衷于侦破人心。我将自己拆为七部分，分别去写，让一个外地的我杀死了六个本地的我

　　李云雷：《极端年代》写的是一件“情人节爆炸案”，小说围绕这一案件，描述了不同人物是如何与这一事件联系起来的，像一个网状的结构。这部小说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在小说中，置于中心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中不同人物的反应，他们之间复杂的牵扯，以及最后在合力中走向不可避免的结局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显示了作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叙述上的细致把握。

　　但与马尔克斯小说“事先张扬”不同的是，你的小说是以“侦破”的方式不断逼近真相的，而与一般“侦探小说”不同的是，你侦探的是“人心”，在不断的旋转与推进中，展现了主人公的不同侧面。小说在生活中发现了戏剧性，请问你如何看待戏剧性与生活的关系？

　　阿乙：很感谢你对我的证明。在很长时间内我都被认为是一个犯罪推理作者，还神神道道地参加了一些交流活动。我不是在写侦破故事，但我热衷于侦破人心。我喜欢去提炼一个人最主要的特性，我喜欢将不同人的核心性格搁置在一起，让他们发生化学反应。海明威的短篇《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对我帮助很大，19世纪一些作家也在这方面提供了营养。

　　我不知道故事是不是你说的戏剧性？故事对我来说，就像干柴烈火一样，由至少两个性格各异的人冲撞而成。我越重视人物的性格，就越看到他们的可能性。甚至在生活中，我有时也拥有这种能力。有时能清晰预见到一些悲剧的发生。

　　李云雷：《意外杀人事件》是你很有代表性的一部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围绕“杀人事件”写了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都被一个“外地人”杀死，小说对“六个本地人”的生活有着详细的描述，他们的苦恼、纠纷和喜怒哀乐各不相关，但最后又与“一个外地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小说的叙述冷静、细腻，让人在一个大的视野中看到“意外”或非理性对人的生活与命运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荒谬与无意义。这部小说是否来自你生活中的具体案例？

　　阿乙：这篇小说起源于我故乡的一起案件。当时我在公安局上班，不停有报警电话打进来，说一个外地人杀了本地好几个人。我参与了围追堵截，后来去医院看死者。我看到一个死者胸膛上有干净的创口，就是一个小洞，我觉得他是活着的，但我走过去时毛骨悚然。我精神上在那时瘫痪了——我被无常捉弄了。我在想，这个人要是早出门几分钟或者晚出门几分钟，他就不会死。他早上吃油条中午打麻将，不知道自己会在傍晚死掉。我给当时的女友打电话，疯狂说我爱你，守护你一生一世。作为人世荒谬的一部分之一，后来我因为一件小事和她主动分手。

　　我不会记得那六个死者和一个凶手，在写小说时我进行了重新设计，我将我自己拆为七部分，分别去写，因此最后是一个外地的我杀死了六个在本地的我。我一直觉得呆在县城的我形同死亡，我解决了这些半死不活、痛苦的自己们。

　　■我是走了狗屎运才逃离开县城，而那个孜孜不倦、努力奋斗的同学却最终在病中屈死。我像是抢劫了他的理想

　　李云雷：在《1983年》、《两生》等小说中，你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因为某一原因而被极大地改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偶然性”的力量。在这样的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你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而且能够看到你对“人”生存状况的整体把握，请问你如何理解小说中“虚”与“实”的关系？

　　阿乙：我听过这个概念，但并不理解。我是野路子写起来的，很少接触文学理论。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说对不对：我喜欢写那些眼见为实的东西，我喜欢写出来的字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画面，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我会对这些场面（句子）进行压缩和择选，我注意保持句子底下的张力。我想有些东西我告诉对方的是实物，但是对方自己在用想象配合。他所想象的就是我要达到的，如果他想不到我就会提示。我理想中的作品是，字面一行行，像冰面一样清澈，一览无余，每个字大家都熟悉，平白，易懂，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冰面上起了浓雾。可能我们说的是两个问题，我会去多读点理论方面的书。

　　李云雷：我最近读到的你的作品，是发表在《人民文学》“青年作家专号”上的《模范青年》，这篇作品被放在“非虚构小说”的栏目中，我认为这篇作品对两个青年的人生道路及其对比的描述，具有一种深刻动人的力量，也让我们对社会变迁及其对人的塑造有一种深切的体会。这篇作品作为“非虚构小说”，是对现实人生经验的直接剪辑，请问在这一过程中，你如何把握“非虚构”与“小说”之间的界限与张力？

　　阿乙：这篇小说写了我本人和一个同学的半生遭遇，两条线，对比强烈。我当时想写，是因为我相信自己去往大城市起于偶然，我是走了狗屎运才逃离开县城，而那个孜孜不倦、努力奋斗的同学却最终在病中屈死。

　　我有时会做噩梦，我梦见自己仍然生活在县城，被亲情和人情看管着。我不喜欢县城。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县城，都会看到那个同学，他哀伤没落的眼神会刺伤我。我像是抢劫了他的理想。

　　这些感触就是我认为是小说的地方，也就是虚缈的地方。这个建构于脑子里的理解，这种捉不住但是存在的东西就是小说。它可能是一种偏见。我用大量的事实（非虚构）来完成这个偏见。

　　李云雷：散文集《寡人》与长篇小说《下面，我们干些什么》，在体裁与题材上都对你以前的作品有所突破，不同体裁的创作对你是否构成障碍？今后你将主要写作哪类作品？

　　阿乙：我对小说更为看重。我写过诗歌、随笔、专栏，甚至公文，有些方面我觉得写起来没有价值，有些我觉得自己力所不逮。我写小说时我父亲比较反对，觉得我做议论会非常好，我议论起世事来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小说则是我的短处。我自己因为看小说特别多，觉得熟悉，便入了手。我读诗歌极少，因此不会写诗。我写的诗也很可笑。

　　我现在在动手写一个叫《春天》的长篇，我感觉和以前不同的是，以前我的写法，矿资源越挖越少，细节都被用尽，而现在我采用的写法，它就像一个机器，可以自己繁殖出很多细节。我很感激福克纳的示范。

　　■我和读者在合谋。他们给了掌声，而我觉得继续生产灰暗的产品是一件保险的事。我试图改革自己，我发过誓要写一部温暖到让人战栗的作品

　　李云雷：你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灰故事》，“灰”似乎是你小说的一个基调，这既来自你所关注的题材，也来自于你叙述上特定的姿态、语调与色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你已经形成了颇为成熟的艺术风格，但风格化本身也会对作家的创作构成一定的遮蔽，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阿乙：我一次次地对几个热爱我的读者说，下次我就去写温暖一点的。但是每次当灵感袭来，我发现它又是那种灰暗和绝望的题材。我和读者在合谋。他们给了掌声，而我觉得继续生产这样的产品是一件保险的事。我试图改革自己，但是每次的改进都很少，不会大幅度地跨越。

　　我发过誓要写一部温暖到让人战栗的作品——在过去我简单地认为，温暖是苍白无力的——我会将这部温暖的小说设置在最黑暗的背景中。我想我有能力的时候，就会去以《刺马案》的底子重述一个故事。如果世上有张文祥这样的兄弟，我们死也会死得有信心。

　　李云雷：作为“70后”作家，你似乎是一个另类，在人生经历与文学风格上，你与大部分70后作家都有很大的差异，你如何看待“70后作家”这一群体？

　　阿乙：70后几乎是被历史的车轮跨过去了，但现在他们的喊声好像叫停了马车。至少人们开始注意他们。70后所遭遇的写作环境很糟糕，在60后占有了纯文学热潮的年代，80后又被商业化过早和过度开发时，他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要写什么。充满绝望。

　　但是这样也好，因为留下来的总是坚定的、打不败的作者，因为这样的局面会淘汰掉很多本来就不纯粹的写作者。真正的写作者可以拿命换一部杰作的诞生，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