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篇短文，为王祥夫先生小说集《愤怒的苹果》写的“序”。

   怎么说呢？

   在我的印象中，王祥夫是一个热情豪爽的人，同时也颇为细腻缜密，他喝起酒来颇有东北人的风范，不仅自己喝得爽快，还能带动起全桌人的热烈氛围，使所有的人都活或“火”了起来，我本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在他的带动下也常常会激动起来，不停地与人干杯。在生活情趣上，王老师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士大夫”，格调高雅，爱好广泛。小说自不必说，我不懂美术，但他的画据说已卖得很贵了，应该造诣颇深；收藏，他在琉璃厂有一个店，专收古董，有好的自己就留下来，他曾给我们看过一个唐代的酒盏，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感觉，他却说“想象一下唐代人曾用它喝过酒，一千多年的时光都凝聚在里边了。”

   怎么说呢？

   王祥夫的小说，从文学传统上来讲，远的可以说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在20世纪“新文学”中，可以说继承了废名、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抒情诗”的传统，但他又有自己的发展与变化。我与红楼梦研究所的孙玉明教授交流，认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大多是学得了《红楼梦》的某一侧面，并加以融会创新的，如张爱玲的小说，便继承了《红楼梦》文字的细腻贴切，而在色调上转为黯淡阴郁，巴金的《家》借鉴了其家族结构与青年故事，而融入了时代新思潮的影响，至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则可以直接说是《红楼梦》的20世纪版。而王祥夫的小说，则继承了《红楼梦》叙述上的灵动与自然，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绘，以及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从这些基本面出发，王祥夫又融入了他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将之化为自己艺术上的特色，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以王祥夫的小说，更像“中国”的小说，而不像西方小说观念中的“小说”，即他不注重故事、人物或思想（虽然他的小说中也有这些），而更重视生活中的细碎琐屑之处，更着意于小说整体意境的营造，更注意发掘人内心深处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细致之处，仿佛打开了生活中隐秘的一层层皱褶，让人能从中发现其中的奥秘，于是看似清晰的暧昧起来，看似简单的复杂起来，而正是在这种“暧昧”与“复杂”之中，我们看到了与表面现象不一样的“生活”，一种王祥夫眼中的“生活”，而这同时也构成了他独有的艺术世界。

怎么说呢？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小说相比，王祥夫与废名等人的相似之处在于散文式的笔法、独特而深厚的语言功底、结构上看似随意的匠心独运，他们常常能在无事的故事中写出韵味，看似无所用心，而却能曲径通幽，引领读者到达一种美妙的艺术境地。但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专注于想象中的童年或“理想的人性”不同，王祥夫的小说并不着意于回忆或想象，而是从广袤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意，他所关注的都是一般的社会题材或“小人物”，如《五张犁》中的失地农民，《狂奔》中从农村进城的儿童，《半截》中的残疾人等等，这就使王祥夫的小说打开了一种社会的视野，而并不是仅仅沉浸于创作者的主观世界，可以说在这方面，王祥夫更接近于萧红与孙犁。我们可以拿汪曾祺与王祥夫做一下对比，两个人都有很深的“文人气”，汪曾祺先生身上似乎更浓一些，汪先生的每篇小说都耐人寻味，但如果集中阅读他的一本小说集，读到一半时便会感到吃力，因为他的小说虽然每篇都好，但大多取材于个人“主观的世界”，笔法、语调也颇相似，读多了便难免会有“审美疲劳”，而王祥夫的小说则不同，他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社会，笔法、语调也能“随物赋形”，根据不同题材有所变化，因而即使集中阅读，也很少会产生阅读的疲劳感，此处并非要比较二人的“优劣”，而只是阐明他们各自取材、叙述的特色。

    怎么说呢？

    如果将王祥夫与当前的“底层文学”做一些比较，或许更能看出其小说的艺术特色，“底层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思潮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王祥夫的一些小说也可纳入这一范围内来讨论。但与大多数“底层文学”不同的是，王祥夫小说艺术上的价值更高，也更有“文人气质”，可以说在“底层文学”中王祥夫属于一个异数，或者说是“底层文学”中的非主流派，这与孙犁在“左翼文学”中的位置颇有些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在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从“小人物”的视角看世界等方面，王祥夫又与“底层文学”有着同样的思想与情怀，这又让他与那些追求“纯文学”、“纯审美”的作家区分开来，而具有了自己的艺术敏感点与艺术特色。

   怎么说呢？

   在当前的文坛格局来看，王祥夫可以说是一位创作实绩大于其名声的作家，在很多作家名不副实、名过于实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较为罕见的，我想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首先在于王祥夫不追赶时髦的文艺潮流，在80年代短暂地写过一些“先锋派”作品后，王祥夫很快安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为不在“潮流”中，所以也很少为弄潮的批评家注意，但另一方面，少了赶潮流的浮躁，他才可能扎下根来，在艺术上发挥出自己的独创性，现在他的作品之所以被认为是“底层文学”，也只能说是一种“偶合”，也就是说，他是从自己的艺术道路上走到“底层文学”上去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其次，他不在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而只是在大同这样一个较小的城市，因而少了很多“露脸”或交际的机会，然而同样的，这对他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再次，则在于他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他虽然写过长篇，但影响不大，他的特长在于中短篇，短篇颇富神韵，中篇则更复杂微妙，而在当今的出版市场上，长篇小说才更有可能成为“畅销书”。这对率性、通达的王祥夫来说，或许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想将来的文学研究者，应该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怎么说呢？

   熟悉王祥夫小说的人会知道，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怎么说呢”，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口头禅了！为什么他会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句话呢？如果认真分析的话，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但我以为，或许主要在于他对“言说”的局限性的认识，不仅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不仅是把先锋派的“怎么写”转换成“怎么说”，而包含着对世界的茫然与难以把握，包含着对精神困境的体认与尴尬，而正是在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中，在不知“怎么说”而不断地说的过程中，他显示了一种超越自己、超越精神困境的努力，如果能让人注意到这几个字，则我这个借过来的标题也不算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