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较少，好的更少。这一方面或许在于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隔膜，即使写，也很难深入其内在逻辑；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较少反思的精神，他们虽然少不了高谈阔论，对自身及其所处的阶层却缺少一种反省与批评。在这个意义上，郝庆军的《锦瑟无端》值得关注。

    这篇小说以A大学中文系女博士喻茜及其工作的出版社为中心，为我们勾勒出了知识分子圈的一角，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别有意味：喻茜与她的导师钱效甫保持了四年的性关系，一天她发现钱效甫另有了新欢，同时一个书商刘吉祥追求她，于是她与钱断绝了关系，但钱仍试图纠缠她，于是她想办法摆脱，以身体为代价从刘士钊那里知道了钱的成名作是剽窃而来的，但此时这已不重要了，刘吉祥说已知道了她与钱的关系，他并不在乎，而希望她能接受出版社副总编的任命，成为他事业上的帮手。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喻茜，围绕着她的是三个男人：以剽窃成名、以诱惑女学生为能事的大学教授钱效甫，财大气粗而有政治背景的书商刘吉祥，以及刚离开大学就变得“只认识金钱”的刘士钊。对钱效甫，喻茜不无情感上的依赖，但导师与情人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无法像“正常”的情侣一样相处。而对于钱效甫来说，喻茜只是他众多的猎物之一，作为大学里的一个精英与教授，他不仅有着雄厚的象征资本与学术资源，而且有着丰富的性资源，他的女学生便是他的欲望对象，他在学术界的声望与光环便是诱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诱惑了喻茜和她的师姐师妹们。小说对喻茜与钱效甫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描述，一开始，她带着一种“幸福的眩晕”投入了他的怀抱，然后两人开始了四年的关系，当她发现黄鹂以及钱效甫更多的“情人”后，对他产生了怨恨、厌恶，于是两人分手，但钱效甫并不甘心，不断地纠缠与威胁，想让她继续成为他泄欲的对象，尤其他最后威胁喻茜时所说的话与如意算盘，最能见出这个人内心的卑劣与猥琐。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一个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人，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竟然是这样的嘴脸，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愤怒与悲哀！在他的身上，我们哪里还能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与担当？！然而还不止如此，他借以成名的论文《〈锦瑟〉考论》，竟然也是剽窃的，为了掩饰这一行为，他将图书馆中原作所在的刊物也毁的毁、撕的撕。这样的人与其说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流氓，但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的身上披着一层学术的神圣外衣，这可真是“流氓讲学术，女生挡不住”！在钱效甫这个人物身上，凝聚了作者对学术界丑恶现象的深刻的观察和批判。社会风气的堕落可以说是从“精英”的堕落开始的，这些人通过种种手段跻身精英阶层，不遗余力地抢占各种的资源，要占尽世间的好处，但一时的得意与外表的风光，并不能掩盖其道德的堕落和内心的空虚，他们无尽的欲求不仅对社会是一种伤害，最后伤及的还有他们自身。在这里，小说揭开了学术界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逻辑，有一种生活的质感，并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入细致的刻画。

      与钱效甫相比，刘吉祥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是出版界的一条“巨鳄”，并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他对喻茜可以说是穷追不舍，但也并非是出于真正的“爱情”，在小说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在乎”喻茜的过去，并希望她能成为他事业上的一颗棋子，这样的表白看似宽容，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所谓“爱情”的虚妄，或者说浪漫的、无缘无故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挺拔帅气的刘士钊在大学时曾追求过喻茜，但再次见面，他成了一个“成功人士”，在小说中，他虽然只是一个结构上所需要的人物符号，但以“情报”与身体交换，却成了他与她不约而同的选择，这也可以看出，“交换”这一市场经济的原则已经渗入精英的生活世界，并成为了一种支配性的逻辑。

    最后，我们要谈到喻茜，这个漂亮、能干而且颇具古典情怀的美女，作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她不仅是三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且是一个有着主体性的人物。如果说她在小说中的处境可以说是“堕落”，那么这种堕落也是她的主动选择，或者说是生活教育的结果。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中产阶级式的生活趣味，在美容院中居高临下而又不失亲切的分寸，选择餐馆与咖啡馆时的格调，最初对学术权威钱效甫的崇拜，第一次见到刘吉祥时矫揉造作的“天真”，在出版社撒娇式的“叛逆”，都可以说精英阶层或向往精英阶层的青年女性别具的一种“风情”，正是这样的自我意识与趣味，才使她走上了现在的道路。但在这个小说中，故事的核心不是“堕落”，而是“堕落之后怎样”，如果说“堕落”使她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那么当她试图从堕落中抽身的时候，陷入的不过是另一个深渊，这或许是她难以摆脱的宿命。

     这篇小说为我们展示了精英阶层的“堕落”，其长处在于生活场景的描绘与人物心理的捕捉，而《锦瑟》一诗不仅是小说的一条暗线索，其意境也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讽，同时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不过作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小说，小说对主人公精神层面的表现与挖掘似乎还不够，同时小说自然主义式的描述过多，似乎也缺乏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这或许是由于作者“意在暴露”的缘故，但也不无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