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如何做一个好人已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不仅是由于道德标准的紊乱，也是由于社会风气的不正。就前者来说，五四以来，新道德与旧道德、西方道德与中国道德、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互相矛盾的标准，使任何一种标准下的好人，在另一种标准看来都是可疑的，比如“父慈子孝”在旧道德看来是一种天经地义，但在新道德看来，却蕴含着一种等级制，是不“民主”的，再比如一个贪官在公共道德上无疑是亏欠的，但或许在私德上他是一个好人，这样价值的紊乱已经使社会陷入了一种混乱，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样无标准、无中心的状态似乎是正常的，这又与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原则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对“好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态度，韩少功在一篇随笔中写到，现在是一个“装坏人”的时代，即使是好人，也不得不装坏，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才能够显得“酷”或者“有力”，这样一种风气，是很值得忧虑的。

    郑局廷的小说《第三只眼》，描写了一个农民何汉八想做好人的故事，他相信母亲说的“第三只眼”，天上有菩萨在看着，所以不去偷，不做亏心事，但他处处碰壁，他的菜地被村里卖掉，只拿到极少的钱，他到县城打工，却又被骗去工钱，只好擦鞋、行乞，但也无法做下去，后来他被工厂的狼狗咬成了残废，几次三番去上访，也讨不回公道，工厂与办事处都不管，最后他缴不起孩子的学费，母亲因误会气急而死，打工的妻子与人私通（村里的传言，没有证实），自己也成了残疾，陷入了一种孤苦无告的境地。一旦当他不采取“好人”的方式，跟着马小六勒索，却很快从工厂、办事处那里讨回了应得的赔偿，而更进一步，但他参与了马小六的偷窃与敲诈后，大把的钱奇迹般地送到了他手中，虽然小说的结尾他和马小六被戴上了冰凉的手铐，但在这里，现代法律制度是无力的，尽管它可以惩罚何汉八，但因为它无法保护一个人向善的努力，因而并不具有合理性与说服力。这篇小说虽然触及到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农民失地、打工钱被骗、上访无门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它触及到了农民精神世界中价值观的失落问题，如果传统的“天理”不再让人信服，现代思想也不具有说服力，那么在重重歧视、压迫与侮辱面前，谁还会做一个“好人”呢？

    这是一个绝对价值失落的问题，可以说从启蒙运动以来就困扰着人类，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的痛苦思考：如果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在这里，上帝不仅是一种宗教符号，而且代表着一整套传统的价值观，正如小说中的“菩萨”一样，如果这样的绝对价值观崩溃了，人做坏事而不必受良心谴责，人与人该如何相处呢？五四之后这一问题折磨着中国的精英阶层，一直到今天，2007年的几部贺岁片被总结为“女人是靠不住的，兄弟是靠不住的，组织是靠不住的”，便显示了我国当前各种价值观的混乱状态，不仅传统的价值观失去了合理性，而且现代政治思想与制度也丧失了说服力，每一个只相信自己，整个世界处于原子化的状态。而在今天，这一问题则来到了中国农村与农民面前。如果说20世纪，中国大部分农民还信仰宋朝以来形成的“天理观”，对菩萨、孔子、玉皇大帝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抱有敬畏之心，如果这一价值观彻底崩溃了，而没有新的价值观形成，整个社会将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

   在艺术上，这篇小说较多平铺直叙，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缺乏更有机的连接，在思想与人物心理上也缺乏更为深刻、细腻的描写，但小说语言朴素、自然，对当前中国现实有着深入的观察与理解，它不仅让我们注意到了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当前农民价值观的崩溃，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艺术技巧上作者显然还有提高的余地，因而也值得人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