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天空、太阳与月光下的那些人和事
——评何顿长篇小说《幸福街》

何顿的长篇小说《幸福街》以一种内在的气韵平衡了我们的感知。它既是有气势的，在沧桑中带着阵阵隐痛的，同时又是很冷静的，在凝思中夹杂着缕缕忧伤的。《幸福街》中，一条街，两代人，几十年的命运遭际，在阅读之前预想着本可以有那种“白鹿原”式的烈度与神秘，然而在阅读中我们感受到的仍是何顿式的质朴与洒脱。何顿带着我们走进幸福街的同时，从未忘记用他特有的不动声色的笔触还原一段历史进程中的生命底色和现实脉动，在浓密而生动的细节捕捉和展示中，让我们看到了树、天空、太阳与月光下的那些普通的人和事，不神秘不浓烈，却耐得住品味与思索。《幸福街》中的树、天空、太阳和月亮等众多意象共同撑起一条街上的那些生动鲜活且意味深长的故事。

一 人们在树下生活与成长着

何顿喜欢写树，树的影像在他的小说中不断显现。在《幸福街》里，何顿开始大规模写树。树是湘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树也是自然而然地进入幸福街的。幸福街的树，不仅是闲聊或闲扯之地，作家还赋之以各种品性与功能。

无论是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还是史铁生的《合欢树》，树在作家的记忆里总是那样清晰且必是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通人也一样，“树木是我们通往记忆的最好通道。”[1]每个人的孩童和少年时代，都会发生着与树有关的各色故事，幸福街的人自不例外。对于何勇、张小山、黄国辉、林阿亚这群孩子来说，一些玩闹便是与树有关。在幸福街三十号的前坪上，何勇在攀爬那棵粗壮的枇杷树时，林阿亚提醒他小心点。突然树枝断了，何勇从6米多高处掉了下来，“林阿亚脸都吓白了，看着摔在地上的何勇，不敢吭声。”[2]6小说通过小孩子爬树摘果这一日常镜头，将何勇和林阿亚置于黄国辉和张小山之外，为后来二人的情感关系的生成埋下了伏笔。赵春花适时出现，关心何勇，并转身进屋，拿出一根前端绑着把小弯刀的竹篙，将小弯刀伸到树梢钩落枇杷，“那些枇杷便掉落在伸手接的林阿亚的手中了。”[2]6赵春花的性格特点在这一平常的举动中展现出来，对赵春花对待这群孩子态度的描写与后面对赵春花是个有责任意识的女性的描写遥相呼应。丈夫陈正石死后，女儿陈漫秋才4岁，赵春花拒绝了镇中学一个化学老师的求婚，认为女儿还小，身为人母不能那么自私。赵春花母女就住在幸福街三十号，在介绍赵春花的长相并将她描述为“随便走到哪里都让男人眼馋”的一个漂亮女人之前，书中有一段关于树的文字：“三十号的坪上除了那棵吸引小孩子的枇杷树，还有一棵几百年的大樟树，树干那么粗，三个男人都合抱不拢，它是幸福街的象征，枝繁叶茂，每年四月份樟树开花时，整个幸福街都能闻见，夜里香气更浓，让幸福街的人个个呼吸着花香入梦。”[2]9这里，树是人的映衬。“杨老师住在幸福街七十号，她男人是竹器厂厂长，黄厂长生一张有些难看的瓦片脸，就跟屋顶上的瓦一样，整日灰着，好像谁都欠了他的似的。赵春花每天去大米厂上班都要经过杨老师家，那是栋私房，屋前有两棵桃树，一到三月份，桃花在阳光下开得像起了火一样红艳艳的。”[2]26瓦片脸与灿烂的桃花对应存在，显得树有情而人无意。无论世事变幻，树木依旧快乐生长，桃花依旧灿烂着，而人却在一种本可以有生机的情境中呈现出些许忧郁与沉默。杨老师甚至不敢明目张胆地表扬聪明好学的陈漫秋，因为陈漫秋的父亲曾被打成右派，她害怕别人说自己对陈漫秋的欣赏属于立场不对，她不想也成为“右派”。在压抑不安的气氛中，火一样红的桃花显得不对称不和谐，也正是这种不对称不和谐让人感到人物内心在一种特殊环境中所掩饰不住的忧郁甚至悲伤。在这里，树与人是相互渗透的。在幸福街上，人们在树下生活着，发生各种悲欢离合，树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树荫笼罩着的一条街道被纳入纯真与梦境氛围的同时，嘈杂与曲折的生活大幕正在徐徐拉开，苦与甜、幻与真、暗与明的色调所形成的张力在树影婆娑中兀自生成。

幸福街的人，在树下约会、等候、对话、发表各种发誓言、抽烟、喝茶，经常迷茫地望着樟树或柚子树发议论，张小山甚至对着一棵樟树说话。当人在屋内，“他望一眼窗外的桂花树”[2]83，“她望一眼门外的槐树”[2]316。连思索也要在大树下或大树身边来完成。陈漫秋在偷读借来的“禁书”《复活》《红与黑》等西方名著后的举动是：“她缓步走出县正街，再拐上迎宾路，站在一棵大槐树下仰望了一会儿天空，又朝前走了百多米，步入幽静的由义巷，抬头瞧着一棵棵二三十米高的栾树，感觉就像一把把巨大的伞撑在天上，树影婆娑、诡谲。她一路漫步，想的是于连或聂赫留朵夫的命运。”[2]159树见证着一群孩子的成长；当他们长大成人，树又见证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树还是依靠。作为知青林场的副厂长黄琳工作受挫，“她不想被他们嘲笑，逃也似的快步走到一株枫树下。”[2]176人在止步与行走中对于树的依靠是那样深，甚至会下意识地去观察它们。树是人们生活压力无处释放时的一种精神代偿与情感投射，使一群人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不断行走于幸福街上时有了一种精神的依归和寻找的方向感。一棵棵参天大树，或者百年，或者几十年，在幸福街就那样静静地伫立着，而身边的行走者就那样日复一日地面对各种纷扰与争斗。树的静跟人的动相映成趣，有效地呈现了一条街与一群人在历经沧桑浮沉的历史进程中，在沉静的表情背后所流露出的内心的躁动与不安。树又是希望。小说结尾写道：“小林阿亚斜靠在一棵树上，看着远处。”[2]533

小说中不断透露出的树的高大与人的渺小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既衬托出人的孤独的心境，也是小说在以小人物命运为依托的书写中，对人物主体性和特殊境遇中自我把握能力不断减弱甚至退缩一隅之情状的形象性传达。何顿在将小说还于平民并不断开掘民间之渠的时候，又一次以一种自由的笔法，借助生活中最为寻常的树的意象，完成了一次充满新鲜气息的艺术探索之旅。

二 天空下的那些想象与期待

人的成长总是与想象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孩童和少年时代，不管想象有多浪漫，这种想象总是无法与天空割裂开来。面对苍穹，思绪天马行空，自由舒展，充满想象与期待。

孩子们没有被作家置于纷乱的口号、批斗、游行、贴大字报等成人的行动中，而是做着一些孩子本来就该有的游戏和事情，比如玩油板、爬树、游泳等。琐碎的日常情境的呈现，回到生活现场的叙事，极易产生缺少故事矛盾性和形而上的穿透力的问题。为了规避这种问题，作家试图将一种忧郁着的思考着的正在成长着的孩童和少年推到舞台中央。这些平常普通之人并非只是大时代下的随波逐流者，他们与那些父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正在接受着教育，因而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拥有一种难得的闲暇，这使得他们容易产生寂寞感、孤独感和其他一些十分微妙的情愫。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和看似拙笨的行为都使我们淡化了对矛盾性和穿透力的苛求，而更多地想去探寻那些孩童和少年以及长大成人后的他们的不太容易正面呈现、存在于语言行为背后的故事，期待看到他们的成长过程和足迹成为读者的阅读动力。将这些人置于天空下，让他们充分而自由、有时还带着点平淡自然地做着一些想象与期待的事，那些若有所思看似并不出奇，而所有的想象与期待却饱满而生动地提炼出了人性的底色与生命的规律，恰到好处地塑造出一群有着丰富情感和充沛生命力的人物形象。

陈漫秋“看着天空，感觉天色很蓝、很美”[2]31。何勇面对林阿亚停留在他身上的短暂目光而内心颤动，“他走到树荫处坐下，几朵白云飘在蓝盈盈的天上。那时候的天空很蓝，云也很白。”[2]146当黄国辉苦恼于自己喜欢的林阿亚一心喜欢何勇的时候，“他进了房间，窗外的天空，正在暗下去，他觉得自己的世界就跟窗外的天空样黯淡无光。”[2]206当张小山要向杨琼表白时，他看到，“虽然立秋了，太阳还很大，白亮亮的，天空却很蓝。”[2]212当陈漫秋和黄国进的感情层层递进并相互引为知音的时候，“那天的天空很蓝，白云浮在蓝天上。”[2]224张小山从监狱出来后想重新振作，望见“湘江对岸的山脉一片蓝绿色，天上有鸟儿飞过”[2]250。1976年底，时过境迁，何勇与林阿亚在知青林场走路时，“望着远方的天，暗蓝色的上苍愁云惨雾的，从西伯利亚赶来的西北风跟他俩打着招呼，冷飕飕地吹在他俩脸上。”[2]28020世纪90年代的何勇“看着窗外的蓝天，心里恼黄国辉太没原则地讲朋友义气了”[2]468。张小山在一个闷热的傍晚，“把竹铺搬到柚子树下，躺在竹铺上望着天空发呆。”[2]490天空在这些地方适时出现，在成长的欢乐与烦恼中，在承受艰难与困惑时，他们都会将目光投向天边外，天空成为他们无言的倾诉对象和聆听者。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每个个体都像是与他人不相干地处在悸动和漂泊中，带着青春的躁动，想象和期待着一些什么，幻想中的他们成了永远的孤独的行走者。这些遥想的动作产生大面积的心理空白，需要读者去填充；也正是在不断的填充中，读者不断地走近那些心灵世界。

何勇等人眼中的天空往往是蓝色的，而上一辈人眼中的天空也有蓝色。严副主任所见窗外的“蔚蓝的天空”与彭校长所见有一行鸟飞过的“瓦蓝的天空”，都是面对追求对象周兰时出现的。与何勇等人眼中的天空之蓝相比，少了一份纯净，少了一份自由。可以说，何勇们是一群向往天边外的人，他们无法控制自身的命运，又在不断的挣扎中试图抓住那棵救命稻草。在不断的遥望中，他们的单纯映衬出世事艰辛与时局的复杂。

可见，“天空下”是一个世界，而“天空”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小说就是在这个“在”与“不在”之间，通过人物的动作指向传达出一种跌落尘埃的淡淡的忧伤，以及与“他者”环境的疏离感、陌生感，演绎出“生活在别处”的大道理：“人总以为此刻的世界和家平淡无奇，甚至庸碌难忍，而彼时以及远方则意趣荡漾、充满激情。”[3]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幸福街中的人物眼神总是向外的——向门外，向窗外，向街道，向天上，向白云，向远处，颇不宁静甚至惴惴不安的内心状态在这些简单的举动中得到了微妙的传递。

于是，《幸福街》更像一首朦胧诗。作家并未从正面揭示某些历史阶段的残酷性，而是不紧不慢地叙述一个又一个人物关系、一个又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这既是对宏大的歌颂式或批判式的叙述方式的反拨，也意味着作家项庄舞剑意不在此，其目的更在写人，写人生，写人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平常也最为沉实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找寻。找寻是一种目的，同时更是一种状态，一种过程。

三 太阳与月光下的跃动与忧伤

显而易见，太阳和月亮的书写是小说外在时间刻度的提示。物理时间刻度通过日月星辰斗转来呈现，这一最为寻常的日常客观存在，提示着时光流逝的程度和幸福街的人们在这种时光流逝中的具体反应和感受。更为重要的是，太阳意象与月亮意象是人物主观情绪的外化，通过二者表达延伸出人物当下的心境与思考，它们更多蕴含的是一种面对生活抉择和生命体验时的心灵跃动与忧伤。

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人物会不断变换着自己对太阳和月亮的独特感受。时而心弦跃动：“黄琳摘了些腊梅，久违的冬日阳光让山林不再是死气沉沉的，呈现了一片生机。”“一轮皓月悬在幽蓝的空中，空气中飘散着迷人的树木芬芳。”[2]99时而略显忧伤：“她走到操场边上坐下，久违了的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2]55小说还写道：“五月的夜晚，月亮很大一颗悬在天上，玉盘一样迷人，迎宾路上，一棵棵大樟树和槐树在麻石地上投下了诡秘的黑影，仿佛有一种他俩无法左右的凄凉笼罩着整条街似的。”[2]209这段文字对应着张小山因杨琼而生的惆怅。作为环境描写的一部分，为人物的动作提供具体背景，这是通常之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追问，作家何以如此大量地在作品中融入太阳、月亮等相关形象和元素？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些事物代表着光明、希望、美好、忧伤、绝望、痛苦，人们对这些事物的敏感的反应和体会，不单单是人物内心的真实写照，更进一步突出了主人公对日常环境的视觉体验和主观认知之外所产生的对身边社会环境的不适应状态甚至疏离状态。小说中的人物对身边的环境和人事关系往往不是采取叛逆对待或不能忍受的态度，其感觉不是那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和厌恶感，而是一种简单的本能反应或观望态度。这种日常化处理而非史诗化的处理原则，使得人物在一种需求世界的可知性的背后更进一步增强了对客观世界的不可知感。

在幸福街中，在太阳与月光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种微妙的环境变化中通过人的切身感受慢慢展现出来，个体与他人关系中存在的孤独感是在与阳光月光天空风云等事物的接触中一点点揭示出来的。在日月的光辉与阴影下，我们可能无法很明显地看到心灵的焦灼、绝望的发问、跌落后的奋起，但作家以一种空灵的笔法让我们自己去捕捉那些幸福街中的人们在无言挣扎中所面对的一种缓缓流淌着的空洞和沉重。从质朴的语言中，读者所捕捉到的既是时代，又是人心，更是跃动与忧伤所形成的合力状态。

何顿从容地描述树、天空、太阳与月光下的那些人和事。树的疏影横斜、天空光色的阴晴暗淡所构筑的一个充满想象与幻想的诗性空间，和政治变革、运动揪斗、改革开放、商业浪潮等形成的现实空间相对应，二者错位甚至疏离。在两种时空的构筑与书写中，尤其是孩童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平行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幸福街的立体容貌：一个真实的幸福街，一个位于幸福街之上所达成的天边外的想象。于是，幸福街的自然物、人、事有了多重意蕴。幸福街的凡俗烟火总是背离于当下甚至游离于那种我们在很多作品中所看到的刀光剑影式的命运跌宕状态，这种错位感恰是细浅处的深意境。

幸福街的人都是一些行走着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们都没有忘记看一看天，感受一下阳光与月光。不管是美丽的幻想，还是所倾洒的那些无用的热情，其实都是在快乐、苦难、幸福的边际不断地踏歌而行，他们是眺望人生的一群人。作家不刻意去追求历史的沧桑感，而是在平缓的叙述中着力开掘一种人生感觉和生命脉动。空乏的抱怨、声嘶力竭的历史控诉、无节制的个人欲望展演，都不如在时过境迁之后让这些人在面对人生过往的认知中找寻自身定位来得更为有力、更具现实意义。《幸福街》深刻地还原了时代风貌，关注到了社会变革与普通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完成这一目标时并不显得剑拔弩张。这是有意味的。这既是一种深入历史过程的独特美学追求，也是作家在融合自身经历和外在现实而向记忆深处所发出的一次情感总攻。这是作家将那些不被认知的个人体验与时代相结合，进而对自身人生情感进行的一次体察与梳理。挣脱外在束缚的何顿，将历史与记忆的碎片重新组合搭配而非简单地拼接，有声音有影像有色彩有温度，其带给我们的那种大时代下的人生态度贯穿于各个时代的生活角落。由此，《幸福街》也是属于未来的，属于未来幸福抑或不幸的那些人的。

何顿有着自身的审美原则、精神走向和文化选择，他试图用最本真的语言、最亲切的叙述方式，将叙事“返回到一种彻底的现实生活中来，其意图并不是想重温现实主义的辉煌，而是想在最大程度上把小说还原给平民”[4]。我们相信，这是一部可以多维解读并且是耐得住解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