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个老师遭遇了嗑瓜子的学生……
丑陋的“惩罚创意”
最近,娄底卫校一教师罚学生嗑瓜子的事件颇为吸睛。馋嘴的学生上课嗑瓜子,老师索性买来100斤(一说30斤)瓜子,让馋嘴者“嗑个够”。被罚的学生在教室外走廊上分两排面对面盘坐,每人面前放着一堆瓜子。大家埋头苦嗑……
今年夏天,我为唐山市某区教师做培训,选了两个案例,交由教师剖析。巧了,那两个案例也都是关于学生在课上嗑瓜子的。
案例一:有位名噪全国的男教师,看到学生在课上嗑瓜子,万分恼火。于是,他授意学生,制定了令人大跌眼镜的班规——凡在班里丢一粒瓜子壳,就要写1000字的说明书;发现手中持有或口袋装有瓜子,每一粒要写100字的说明书。后来,有个学生以身试法,被责令写了2600字的说明书。自此,瓜子与瓜子壳在班级绝迹。该教师对嗑瓜子的治理工作大功告成。
案例二:有位中年女班主任,来班里上课,不经意间瞥见教室后面的地上有一小堆瓜子壳。她勃然大怒,问是谁干的,无人回应。她发飙了。从第一排开始,挨个审讯“是不是你嗑的?”得到“不是”的回答后,该生就出教室站着……审了大半个班了,班主任一无所获。眼看无法收场,女班长站了起来,低声道:“老师,是我嗑的。”老师听了,突然就没了脾气。班长将一堆瓜子壳清扫干净,回座,上课……多年之后,同学聚会,大家逗班长:我们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你干的,你可真有担当啊!班长听了,屈辱的泪水倾泻而下。
我很想知道受训的教师们是如何评价案例中的这两位教师的。反馈的结果是,将近一半的教师,表示对那位男教师“钦佩”,对那位女教师“理解”。
我遗憾地看到,我们许多同行感染了可怕的“整人崇拜症”,对种种丑陋甚至丑恶的“整人创意”膜拜有加。与罚钱、罚站、罚跑、罚抄、罚憋尿比起来,罚嗑瓜子堪称“人治的暴虐”,这种侵犯学生尊严的“心罚”带给孩子的内伤更难疗愈;有位男神般的教师,将“文革整人大全”巧妙地改头换面,在班级里大搞“选举闲话能手”、“上课说话接力本”“犯错误说明书”“心理病例”……龌龊地将教育对象设定为“敌人”“仇人”“痴人”“下人”“病人”,有了这样的设定,怎样的“诛心创意”都可以被解读为“大智慧”;我不能想象,那个“有担当”的女班长,在“屈辱的泪水倾泻而下”之前的漫漫时日里,怎样被一粒粒尖锐的瓜子壳抵着薄薄的面皮,遭着猜疑、背着黑锅、顶着压力,独自默默消化那一堆令人恐惧的瓜子壳……
如果说学生在课上嗑瓜子的错误指数是5,那么,上述三位教师惩罚学生的错误指数(不计“创意”含量)则是10。
我坚持认为“教师的平庸是一种恶”,因为坐在教室里的每个孩子从教师那里接受了“平庸”之后,即开始复制这“平庸”,大量的“平庸”相加甚或相乘,我们所收获的注定已是“平庸”的升级版——“恶”;想想看,如果我们送给孩子的压根就是“恶”呢?这些“恶”乔装打扮,披了“负责任”“严要求”等外衣,丝毫无视接纳者的内心感受,将满腔的愤兜头泼了孩子满身满脸,这些“恶”相加甚或相乘,你能指望着收获什么?
我说过:文革时期的能人善于“整人”,今天的能人善于“宠人”。教师不能“比坏”,不能比看谁惩罚学生的手段更“下三滥”,有本事,大家不妨比一比,看谁更善于让每一个孩子“心灵受宠”,看谁更善于为每一个孩子制造属于他(她)的“焦点时刻”,看谁更善于拉着角落里的孩子走到舞台中央,指着好山好水动情地告诉他(她):孩子,这是你的世界……
作者补充——有人说:“现在的熊孩子,就是欠收拾!”说得对!但如何“收拾”呢?娄底卫校老师的“惩罚创意”到底好不好?其实只需一个判断标准就够了,那就是:假如被收拾的学生里面有我的孩子……我的一个同事说得好:“要是我罚学生嗑瓜子,我定会选择‘陪嗑’”!我大赞:“说得好!这不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谓的‘体验式陪罚教育’吗?这样的教育,才是张丽钧最想要的教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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