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时，因为喜欢哲学，常常跑去哲学系旁听，认识了一些人。 

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留着很长的头发，可以很久很久不洗澡，发出异味，直到全班都快疯掉。好像学哲学的人都会有些怪癖，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这个同学突然很愤怒地跟我说：「台湾根本不可能有哲学。」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这么武断？为什么说台湾不可能有哲学？」如果说台湾人不了解哲学，我会认同。许多人不知道哲学系在读什么，读了哲学系以后要做什么。然而，不管是希腊的柏拉图时期，或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全盛时期最强盛的学科就是哲学，或者说是思维－－哲学就是在复制一个文化里所有与思维有关的东西。 

这个同学继续说：「你发现没有，所有热带地方都没有哲学。」他认为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人会比较注重感官经验，以印度而言，虽然有很强盛的宗教信仰，我们也会将佛学归类为一种哲学，但是那不纯然是逻辑论证、理性思考的产物，大多是从感官发展出的直观思维。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思辨模式与希腊的逻辑学有很深的关联。它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有理性探讨的过程。当我们和别人交谈时，会希望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推论的、辩证的过程，就像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之类的模式，我们会说这是「符合逻辑」。 

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感官经验，就不能是一种思维吗？翻译佛经的人，常常会提到「不可思议」，例如《金刚经》里的经义就是不可思、不可议。这种与希腊的辩证逻辑大相迳庭的模式，不是哲学？或是另一种哲学？当年一个哲学系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论证，却让我思考到今日。

   

※ 不可思、不可议   

这个哲学系的同学，当时很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丹麦的齐克果（SorenKierKegaard），他的日记和作品《恐惧与颤栗》，国内都有翻译本。齐克果所代表的是从基督教思想发展出的一个哲学流派，被视为七○年代存在主义的前导。他在《恐惧与颤栗》中，谈到了人类对于原始自然和孕育生命的恐惧感，此一论点和《旧约圣经》有关。 

我们熟悉的基督教教义来自《新约圣经》，也就是经由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些人所传播的四大福音，内容主要是耶稣以爱为中心的思想。 

台湾基督教的朋友读《旧约圣经》的人数不多，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旧约圣经》，如〈创世纪〉，会读到非常多神秘的事迹，出于耶和华对于人的试探，他以命令式的权威决定人的命运，使人时时刻刻存在巨大的恐惧感。齐克果所探讨的就是类似的恐惧。 

举一个众所熟知的故事为例。亚伯拉罕年老时才得到一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有一天耶和华－－所谓绝对唯一的真神，在天上突发奇想，他想：「亚伯拉罕平常都很听我的话，是一个很忠实的信徒，是一个仆人。每一年都会到山上，宰杀羊献祭给我。要是有一天我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把儿子绑起来杀死，献祭给我，他会不会照做？」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听到这里，会觉得这个神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非人性试探的念头。这不是暴力吗？神怎么会用这么残酷的方法试探人类？我们到妈祖庙拜拜，从来没听过妈祖要我们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祭神的吧！但在《旧约圣经》里，这种非人性的动作表现，正好证明了祂不是人，而是神。 

这是不是呼应了佛经上的不可思议？神就是要不可思、不可议，才能够称之为神。 

对于影响我们最深的儒家文化而言，很难理解此种人神关系。儒家文化认为，人与神的关系是相对的，神对我们好，所以我们祭拜祂。 

可是基督教不同，他们主张「绝对」的人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令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儿子以萨绑起来。 

以萨吓呆了，不晓得他的爸爸要做什么？亚伯拉罕背着以萨到山上，将他放在平常杀羊的祭坛上。刀子高高举起，正要划下去时，天使出现阻止了他，天使说：「神只是要试探你。」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好莱坞拍摄的圣经故事，看到这一段，旁边一个老先生激动地跳起来大骂：「这是什么神？」我完全可以了解他的激动，因为中国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违反伦理的事情，而当我们觉得神不像神的时候，是可以反叛祂的。 

齐克果所谈的《恐惧与颤栗》，就是类似这种当神做了不像神的事情时，使人对于生命本质产生恐惧。在《旧约圣经》里，神创造了人，将他放到伊甸园里，看他很寂寞，又创造了女人，但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在伊甸园里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吃知识之树上面的果子，因为吃了之后就有知识。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是否也想过，为什么神这么奇怪，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却留下一个漏洞，暗示人类去背叛祂？神创造了人，人却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了生存的意义。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逻辑、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在《圣经》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神因为不耐人的堕落，发动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表现，神以主观的权威生杀掠夺，祂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而且是「绝对的」创造与「绝对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然而，祂在发动大洪水前，又有点后悔，好像不是每个人类都那么坏，而要把所有的创造都毁掉，好像也很可惜。于是，祂找了诺亚，要他造方舟逃难。这里，我们又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这个汉字翻译是相当地精简，让我们不知道要达到如何的「不可想像」才叫作不可思议，凡可以想像、推理的状态就不是「不可思议」。所以宗教，无论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学系统里都归于「神学」，与一般哲学的思维做区别。 

多年后，我又遇到当年那个哲学系的同学。他做了生意、发了财，穿着西装，有点发胖，我跟他提起齐克果，他有点失神，反问我：「齐克果是谁？」他可能忘了齐克果，我却忘不了他大学时候说，台湾太湿太热不会有哲学。为了成为哲学家，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家里整天开着‥‥这大概是成长过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对哲学或思维发生兴趣的事。   

※ 被简化的思维过程   

思维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 

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钜，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办的过程，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飨宴篇〉里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善于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产生思辨。当一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产生的时机。 

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为什么赞成统一，或为什么赞成独立。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里，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于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产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喽。」因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众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么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于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么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 

  

※ 处于生命荒谬的情境中   

在〈暴力孤独〉中，讲到台湾最大的一个暴力事件主角陈进兴，死前签署了器官捐赠书，但是正等待换心、垂死的病人拒绝接受，他不要坏人的心脏。心脏原来不只是器官，还有好人心脏和坏人心脏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器官当作可以独立出来运作的零件，我们还会说这是个好人的零件或坏人的零件吗？这里面可以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思考。因为你没办法求得标准答案，你也许会觉得好荒谬，可是你究竟要如何面对这件事？为什么会有人捐赠器官被拒绝？而拒绝的人是宁死不从，像文天祥一样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要他的心脏。」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我又想哭又想笑，觉得生命真是既悲凉又荒谬。 

存在主义非常喜欢谈「荒谬」这个字，处于生命荒谬的情境中，就是人们思辨的时机。因为荒谬本身代表着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开始思考为什么产生荒谬感？荒谬感从何而来？如何处置这个荒谬感？思辨于焉开始了。     

思维的可能性   

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他们觉得：「我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告诉你，你照做就好。」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不一定。我常常会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对立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时，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时在帮助我，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 

同样地，我也一直期待一个政治哲学家，期待他能唤醒民众。孙中山临终前，谆谆告诫说要「唤起民众」，因为他受西方启蒙训练，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政客。他不是要告诉民众对不对、好不好，他要唤醒民众的思维，他知道若是民众无法思考，社会的繁荣强大都是假的，都将毁于一旦。 

可惜直到目前为止，政治人物的选举，不但不能唤醒思维，还使所有的思维崩溃。 

解严这么久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只在于他是哪一个政党或谁应该下台、谁应该道歉。不只是政治人物，包括媒体，媒体常常暴力到不让人去思考事件过程，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是不是真如我哲学系同学突然请出的那一句荒谬的话：「台湾没有哲学」，或者，台湾思维的可能没有完全绝望，只是等待机会被启发？   

热到头脑不能思考是岛屿的宿命吗？   

与温度、气候有关吗？在研究艺术史时，的确会发现追求阳光的画派，如印象派，很多画作都是感官的描绘，他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可是在寒冷的北国，比如法兰德斯画派，就是非常冷静理性的观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体化成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式。 

北欧人如哲学家齐克果，就是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冷静，不会随意表现出激动之情。在南方的义大利，一个男人可能看一个女人一两眼，就开始唱起咏叹调了（我们知道歌剧的咏叹调就是陶醉的）。我认识一个法国的女孩子，她对我说：「北欧人谈恋爱，不会表现得很热情，却能天长地久。听义大利人唱美丽的咏叹调，很浪漫，但是第二天就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也可能忘了你是谁。」或许我们思维的模式真会受天气的影响。似乎在寒冷的时候，人的头脑会特别清楚，而热的时候就变得混沌了。我七、八月时通常不会待在台湾，这个季节的台湾不太能工作；那种热，混合着皮肤上的汗，空气里的湿度，而阳光又那么刺眼‥‥我就会觉得头脑里的东西开始变得不清晰了。     

※ 困境让人生存   

光在台湾，中南部的人和北部的人就很不一样。我自己很喜欢南台湾人的性格，那种热烈、阿莎力的感觉，我们称之为「ㄥㄨㄥˊ」，就是一个很感官、很直接的字眼，不一定不好，在创造力上，ㄥㄨㄥˊ其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南北性格差异，选举的时候特别明显。北部人看选举很冷静，他有意见，但不会随便发表，等到投票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要投谁。可是你在高雄六合夜市，随便坐下来聊两句，你就知道这个人要投谁了，因为他不会隐藏。 

然而，每一种性格都会有两面，从思维的角度，我们不会去谈孰好孰坏这种绝对的判断，而是会去思考如何「平衡」？北欧人有理性的思维，却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我问一个很要好的丹麦朋友：「你们的社会福利那么好，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自杀？」他说：「就是因为太好了。人没有困难也就不想活下去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困境反而会使人生存。就像暴力，如果你做个问卷调查说暴力好不好？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会说暴力是不好的，可是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意见，不会因此变得不重要。   

疤痕是受伤的标志，很多原始社会以疤痕为美   

有时候，你的确很难去抗拒暴力，因为一个完全没有暴力的文化，最后可能会失去它的原始性。我们不要用到「野蛮」这个字，我说的是原始生命冲撞的力量。 

你有没有在南部看过乩童？在庙会烧王船的时候，乩童拿着尖锐的钉鎚往背上打，打得鲜血直流。后面有人口含米酒喷在他的背上，他整个人是在一种迷恍的状态。或者，你也可以到兰阳平原去看抢孤，参加的人，赤脚攀爬涂满牛油的棚柱，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摔下受伤。这是台湾底层文化让我感到震惊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暴力」了。 

在早期的移民文化中，会用这种仪式测试年轻人是不是有生命的活力？通过考验的人就是英雄，因为他能够承担最大的痛，能够承担最大的危险，能够承担最大的苦难，他是英雄。就像原住民族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的成年仪式一样。非洲地区的某些民族，会在成年的时候，用刀子在身上割出一条一条的伤口，塞进一种药物，使它凸起来，在艺术史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那是美的象徵。同时，这些疤痕也表示「我是勇士」，有时候疤痕多至一百多道，脸上、身上都有，男女皆同。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会觉得疤痕很丑，会觉得伤口很痛，可是他们觉得伤口是一种挑战，疤痕是美。 

在一个生存困难的环境中，要跟野兽搏斗，就要用疤痕来表示无惧。 

这也是暴力。生命力和暴力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球场上冲撞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疾驰，有一部分都是暴力。你如何去衡量？   

与飙车的青少年对话，听他们谈速度，谈死亡   

有一阵子台湾飙车文化盛行（所谓盛行是指媒体报导特别多，媒体报导少不代表不存在），自北市大度路在八○年代是飙车族的圣地，每天晚上排多少警力站岗都没有用。有一次，我把淡江建筑系的课停掉，对学生说：「我们一起去做个调查。」学生听到不用上课都很开心，跟着我到了大度路，我对他们说：「你们跟他们的年龄相仿，请你们每个人采访一个参加飙车的人作为作业，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空间飙车，速度感的追求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学生后来整理出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参与飙车的人与这些大学生的出生背景不同，多数都没有读到大学，大概都是国中放牛班的孩子。人在某个方面被放弃之后，会另外找方法证明自己。大学生会读书、会考试，飙车少年他们则是国中毕业之后就做黑手，在大学生跟父母要钱缴学费的时候，他们已经自己养活自己，并用存了几个月的薪水，买了摩托车，作为证明自己价值的所有物。 

当他骑着自己买来的摩托车，加快油门时，享受的是一种做自己主人的快乐。他们根本不在乎死亡这件事情，过程中也真的会发生一些很危险的意外，我们对他们说：「很危险！」他们笑一笑。前面的年轻人摔死了，后面的人继续冲上去。 

这份作业对当时的学生而言很重要，藉由采访对谈，使他们对此一社会现象有所思索，而不是立刻下判断说：「你看，他们都是些坏孩子。」我相信很多父母会这么说，但这个说法对于整个事件没有发生检讨性的作用。 

如果孩子只是坐在妈妈的车上，被告知：「你不要学他们。」这个小孩不会有思维。如果他走出车子，和飙车的孩子对话，思维就产生了。我的意思是说飙车的孩子应该有机会受更好的教养和教育，而这个坐在车里的孩子也应该要有一点飙车的生命力。因为它变成两极了，在两极状态之间，愈向中间靠近，思维愈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