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葫芦文化

         我国古代称葫芦为鲍、瓤、壶,后来又称为壶卢、浦卢、鲍瓤、胡卢等,其历史源远流长,在七千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葫芦和葫芦种。在其后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葫芦文化。影响到《诗经》,便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葫芦文化印迹。解读这一文化事象,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经》,了解周代社会人民生活与信仰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探寻中华葫芦文化。据初步统计,《诗经》中与葫芦有关的作品有篇《邺风?饱有苦叶》、《卫风?硕人》、《卫风?木瓜》、《幽风?七月》、《幽风?东山》、《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宾》、《小雅?鲍叶》、《大雅?绵》、《大雅?公刘》、《大雅?生民》。其中所反映的葫芦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实物形态的葫芦文化，作为信仰形态的葫芦文化。《诗经》时代,葫芦已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诗经》中体现的作为实物形态的葫芦文化,就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而言,《诗经》中作为实物形态的葫芦文化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用作食物。这是葫芦最基本的实用价值。原始人在采摘野果时取舍的首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吃,这也是葫芦后来成为“老资格的驯化植物”的基础。《小雅?瓤叶》“蟠蟠瓤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意为将葫芦叶子摘下来烹调成为美味的食物。《小雅?南有嘉宾》云“南有樱木,甘瓤累之”。在这里,“瓜蔓萦绕,甘瓤累累”,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大雅?生民》“麻麦蒙蒙,瓜贬哮哮”,也是一派葫芦丰收的景象。这些描写表明在当时葫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物。朱熹说“瓤有甘有苦,甘瓤则可食者也。”苦瓤虽不能食用,在当时却有其他用途。这一点下文将谈到。元代王祯《农书》说“瓤之为用甚广,大者可煮作素羹,可和肉煮作荤羹,可蜜煎作果,可削条作干。”又说“瓤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葫芦作为最早的家常食物之一,对于后世的饮食文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用作器皿。成熟后的葫芦坚固、体轻、防水,是制造器皿的优良天然材料。所以古人很早就利用葫芦的这一特性来制作各种器皿。《庄子?逍遥游》云“靓,剖之以为瓢。”这是直接利用葫芦中空的特点来作器皿,应该是最简单也是最早的一种葫芦器皿。《大雅?公刘》“执泵于牢,酌之用饱”,这里的“鲍”就是葫芦酒杯,也叫“鲍爵”。在当时,葫芦酒杯普遍应用于酒宴、祭祀场合。《周礼》“凡祭祀社遗用大罄,宗门用瓢资。”郑玄注云“取甘瓤割去抵以齐为尊。意思是将葫芦的柄削平,做成酒杯,作祭祀用。这同剖瓤为瓢相比,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周礼》亦载“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壶尊”即“鲍爵”。除做酒杯外,葫芦还用来盛其他的东西,是当时普遍的盛器。《幽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八月的葫芦已经成熟,外壳坚硬而中空,已不能食用,多半是用来做日用器皿。在农村,目前有些地方仍用葫芦做水瓢,轻便、结实、耐用,很受农家欢迎。除此之外,葫芦还是一种理想的天然陶容器模型,我国古代的陶容器,大多形似葫芦,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葫芦形容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后世相当多的器皿的造型都取自葫芦,即便是在今天,形似葫芦的陶瓷器皿也随处可见,这不能不说是原始葫芦模型影响的结果。用作舟具。由于葫芦具有浮力大的特点,所以很早就被用作舟具。《物原》语“隧人以鲍济水”,隧人是发明人工取火的英雄,他借助葫芦渡水,说明了葫芦作为舟具历史悠久。葫芦这一古代普遍的渡水工具,在《诗经》中也有反映“鲍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邺风?鲍有苦叶》有的译者在解释这一句时,往往理解为“无实义”。其实,恰恰相反,这反映出周代人用葫芦渡水之风的普遍。“鲍有苦叶”中鲍指的是苦鲍。《国语?晋语》“夫苦鲍不材,放人共供济而已”。诗的意思表明葫芦是作为舟具来使用的。《庄子?逍遥游》日“今子有五石之瓤,何不虑以为大蹲,而游乎江湖”。五石之瓤自然是一种实用而便捷的水上交通工具。直至今天,用葫芦渡水之俗仍有遗存。广东沿海渔民往往把葫芦系在小孩的腰上,一且小孩落水,葫芦能使小孩漂浮起来,为大人前往抢救提供了方便。海南岛黎族下海捕鱼或横渡江河时,必须在腰部拴一、两个葫芦,协助游渡等等。正是因为葫芦的这种良好的渡水作用,在洪水神话中,葫芦便成了拯救人类的圣物。只是洪水神话中的葫芦还涉及到信仰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用作乐器。在先秦时期,葫芦是制作乐器的重要材料,其价值不亚于丝竹。《尧典》中有八音的说法。八音之一的“鲍”,即葫芦。《诗经》时代,葫芦已是一种簧管乐器。《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瑟,承筐是将”袁梅注日“笙,古代的一种簧管乐器,古以鲍为之,共十三管,列置瓤中,吹之发声”。注在《诗经》时代及后世的器乐文化中葫芦无疑占了一度之地。此后,葫芦笙一直流传于世。现在葫芦笙仍是苗、侗、彝、讫佬、拉枯等少数民族的常见乐器。隋朝时,我国西南地区还出现了一种鲍琴,四弦,状似琵琶,以葫芦作音箱,上面蒙以木板。这是葫芦笙在后世的演变。二二在《诗经》时代,葫芦作为实物已形成了丰富的实物形态的葫芦文化,不仅如此,在《诗经》中,充分体现了远古的葫芦信仰。《诗经》中的葫芦体现葫芦生人的原始观念。《大雅?绵》“绵绵瓜陡,民之初生”,传统的注释大多从字面人手,解释成为大瓜小瓜连绵不断,以此比兴周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子孙连绵不绝之意。这种解释,只揭示了其表层的意义,而对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则未能揭示出来。要探讨这一问题,先得从洪水神话说起。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葫芦占有常特殊的地位。闻一多在论述洪水神话时说“正如造人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葫芦又是造人故事的核心”。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中都有葫芦造人的情节。闻一多通过对四十九个洪水故事的比较分析,认为当时的救生工具朋葫芦、瓜、鼓、木桶等,其中葫芦占十七件,居诸救生工具之首。建国后,随着对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的深人开展,又发现了许多洪水神话。下面略举数例：

在壮族《兄妹种瓜》神话中,兄妹以种地为生,收获了一个大葫芦。一年后,发大洪水,兄妹躲在葫芦里,幸免于难,后来兄妹成婚,再造人类。哈尼族神中,洪水泛滥时,只有索罗、索日两兄妹逃到一个大葫芦内,才得以生存下来,繁衍后代。在云南傣族洪水神话中,讲的是发洪水时,河上漂来一个大葫芦,后来从葫芦里走出八个男子,有个仙女让其中的四位男子变成女人,从而四男四女结为夫妻,繁衍后代。在苗族、彝族、低族等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中,也都有葫芦造人的情节。闻一多在分析葫芦造人这一情节时指出,葫芦造人有六种形态，男女从葫芦中出男女坐花中,结实后,二人在包在其中，造就人种放在鼓内，瓜子变男,瓜瓤变女，切瓜成片,瓜片变人 播种瓜子,瓜子变人。这是闻一多收集的洪水神话和后来新发现的洪水神话中的基本主题之一,反映了初民最基本的原始观念。这种人从瓜出的原始观念,是初民原始思维的结果。

       前面我们已谈种大葫芦,“瓤长丈余,冬瓜亦然,皆三尺围”。这种大葫芦,可以轻而易举地容纳几个人,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因此,当洪水来临时,初民往往借助葫芦救生。由于葫芦的这种神奇功效,使初民对它产生了一种崇敬,从而在洪水神话中,有了葫芦救人、葫芦生人的原始信仰观念。这是初民对葫芦魔力无意识想象的结果。这种想象有其现实基础。直到今天,这种葫芦生人的原始观念仍有遗留。年春,云南大学历史系师生赴红河作民族调查,在该州建水县遇到一位彝老,胸前挂着一个葫芦,问其缘故,老人回答说“葫芦是彝族的祖公”、“彝族是从葫芦中出来的”。《大雅?绵》“绵绵瓜贬,民之初生”,只有放在葫芦生人的原始信仰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原始观念,理解周人赋予其中严肃而又丰富的内涵。诗经》中葫芦的生殖象征意义。《诗经》中的葫芦除体现了一种葫芦生人的原始信仰外,还反映了一种生殖象征观念。《幽风?东山》有“敦苦瓜,垂在栗薪”,正是生殖象征的例证。袁梅先生说“《幽风?东山》所谓“有敦苦瓜,承在栗薪”,说明古代婚俗要在新房内置备合晋之‘鲍爵’及一束柴薪。直到近代,犹有将一束木炭置于新房内,亦有将一束竹筷和一把木勺悬于梁上,这大概是‘束薪’的遗俗。男女新婚合晋礼仪所使用的“苦瓜”,就是葫芦。“晋”就是瓢。将一个瓤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执一个,用以饮酒,是为合晋之礼。甘肃马厂型马家窑出土的文化遗存中,有一个三角形纹彩陶瓢。,很明显,这就是葫芦瓢的记品。袁梅先生谈到的“木勺”,很可能就是葫芦瓢的变异。因为葫芦一剖开,有腹有柄,极象木勺。《诗经》中的这一婚俗,体现了远古时代葫芦的生殖崇拜象征意义。远古人类以葫芦为生殖崇拜的象征,其源起大约有以下两方面。第一,从外形来看,葫芦与女阴想象。初民把外形与女阴相象的葫芦、木瓜、桃等当作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这在学界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赵国华在谈到古代葫芦的生殖崇拜象征时说“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无论是中国的南方、西南,还是中原、西北,初民都曾以瓤、葫芦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肖兵先生认为“葫芦或瓜可能与妇女的腹部可子宫发生类似联想”。肖兵先生指的妇女的腹部大约是女性怀孕时隆起的腹部,这时女性浑圆与突起的腹部与葫芦很相似。“在西方妊娠期的妇女被尊为巨腹豪乳的女神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民族中,巨腹豪乳的女神雕像与葫芦的形状正好吻合”。。正是这种相似,使得初民在原始思维中把葫芦看作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第二,葫芦多籽的特征,是初民赋予葫芦生殖崇拜象征内涵的又一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在原始时代,种的蕃衍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初民非常重视生殖。生殖崇拜也成了世界各地广为流行的原始信仰。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在讨论象征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特别是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雄雌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早期人类狂热的生殖崇拜普遍地体现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葫芦多籽的特征及其旺盛的繁殖能力,正是初民所羡慕和追求的,加之葫芦外形与女阴的相象,因而葫芦成为早期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中生殖崇拜的集中象征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初民对葫芦的多籽的特性的崇拜,体现了他们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这与社会的社会状况是一致的。在《诗经》时代,有着浓厚的生殖崇拜社会风习。周朝仲春之月会男女的风俗非常盛行。《周礼?地官?媒氏》条曰“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管子》卷十八《人国》篇“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日鲜,妇人无夫曰寡,取鳄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管子》中的“合独”,就是《周礼》中的“会男友”,两者记述的是同一风俗。孙作云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我以为古人祭祀生子之神的‘高媒’,以及用洗涤的方法来求子的风俗,皆在此期间举行”。此言极是。这在《礼记?月令》中也可以找到证据“仲春二月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媒。无子亲往,后妃帅九殡御,乃礼天子所御……干高媒之前”。郑玄《礼记?月令注》解释“玄鸟至’旧时曰“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孵乳,嫁娶之象山也媒氏之官以为候。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娥简即简遨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谋’,神也”。其实,玄鸟在远古时,也是一种男根崇拜的象征。这些记载表明,《诗经》时代生殖崇拜之风盛行。就《诗经》中本身来看,也反映了这一点。《诗经》中大量使用的束薪、错薪、桑林、鱼等隐语,都是远古生殖崇拜在《诗经》中的遗留。《诗经》时代浓厚的生殖崇拜风习进一步证明了《诗经》中葫芦的生殖崇拜象征。带着这一观念,我们理解《小雅?南有嘉宾》“南有谬木,甘瓤累之”时,就不会只解释为“甘抓繁多”了。在这里,“甘瓤累之”除表明甘瓤繁多外,还象征着周朝子民的繁荣昌盛,是葫芦生殖崇拜象征的遗留。《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据。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其中木瓜《葫芦瓜》所隐含的婚睛意义,更是生殖祟拜的明显体现。而《卫风?硕人》“齿如瓤犀,蜂首蛾眉”,以葫芦子来喻齿,也不能不说是种远古葫芦生殖崇拜的遗留。葫芦的生殖崇拜象征,在今天仍有遗留。滇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彝族成亲之日,“当新郎娶回新娘,将跨门进屋之前,由守候在屋顶平台的一名壮年男子或成年妇女将盛满灶灰的葫芦掷破于地,时灰雾弥漫,新郎新娘踏过葫芦碎登堂人室”。这一婚俗与汉族称女子新婚为“破瓜”所体现的生殖崇拜意义是一致的。葫芦文化作为中华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在《诗经》中有丰富而深刻的反映。《诗经》中的葫芦文化是中华葫芦文化的最初表现形态,后世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葫芦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些最初的形态基础之上的。作为记录和保存中华葫芦文化的典籍,《诗经》在中华葫芦文化史中无疑有着重要地。

               罗宏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