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的为人之道 谈柳宗元的为官之道

陈雁谷
（零陵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6）

    摘  要：孔子的“为人之道”是“为仁”，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成为中国汉文化的主流。柳宗元的“为官之道”，是以利安元元为主弦，建立了为民之役，匡时济世为官之道的管理理论体系。
关键词：仁者爱人；忠恕；汉文化；民之役；民自利
 
    一、孔子的“为人之道”
    “为人之道”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际关系上讲“做人的道理”。
    孔子的“为人之道”是在“仁”，他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仁”从二、从人，“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论仁论）孔子是继承我国殷周以来先哲所提出来的“仁”，加以系统内化发展，“仁”已成为“全德之称”（伦理学纲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篇，后只记篇名）“仁”是爱人，因此连称“仁爱”。“爱人”是指人与人之间讲同情心，要同情别人，首先就得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叫“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里仁）。忠恕之道就是孔子爱人的具体化，也是他讲的“为仁”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矣。”（雍也）。
    “忠”是什么？“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诚恳、积极为人之意。“恕”是什么？“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带消极意。孔子仁学的基本品格，是“为仁由己”（颜渊）。旧的礼乐制社会，是以血缘关系牙分君子或小人，贵族阶层生而为君子，黎民百姓只能是小人。孔子提“为仁由己”，（同上）“求仁得仁”（述而）。“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这种以德性来划分君子或小人，即使是天生的贵族，只要无德也只能被判分为小人。这样，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抉择为君子或小人的自主权，这就在道德上开启了人的不断向上，确立了为人的内在途径，也确立了人的外在环境，①走上仁德的理想境界。
    孔子是我国儒家的创始人，他建立了有秦以来的社会道德观。“道”是什么？“道”是总原理，“德”是道的外在具体行为，“道德”是由“仁”生发出来的结果。（“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述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仁”是发自人自身的内在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外在礼仪制度，其作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使之和谐相处。孔子说：“恭敬而不知礼就会辛劳，谨慎而不知礼就会胆小怕事，勇敢而不知礼就会作乱，直爽而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孔子认为要在社会上做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就必须要以“中庸”之道，作为人们道德思想和行为的道德规范，以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为美德，（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孔子在政治上提出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对待黎民百姓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之自觉归于正道。他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君行君道，臣行臣道”不仅要求“臣事君以忠，”而且要求“君使臣以礼。”（八佾）。他反对“居上不宽”（同上）主张对下级要“赦小过”。（子路）要求为政者“使民如承大祭，”使用民力，不得轻举妄动。
    孔子认为父行父道，子行子道，是为仁的根本所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父行父道，子行子道，就不会犯上作乱，社会安定，社稷安宁，天下归仁，达到大同理想境界。也是《大学》所讲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孔子重视道德修养方法和实践行为。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同上）。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同上），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改正自己的缺点：“见贤思齐”（里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强调实践，言行一致：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他还指出修养是逐步提高的过程。他现身说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讲道德修养其目的是要人们“不违仁”，加强日常礼仪规范，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综上所述，孔子的“为人之道”使得中国自有秦以来，进入礼义之邦，成为世界独放异彩的东方文明，成为光芒万丈的中国汉文化。
    日本高桥教授认为，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走投无路，而基于中国的相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伦理，将会领导21世纪的世界文化。
    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许多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之一。
    从世界历史上看，我们中华文明文化还有一特点也是足资我们自豪的优点，就是中华文明不仅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虽然都曾经辉煌过，但后来都遭受了外来文化的侵略，原来的古老文化也未能独立、完整地保存下来。古巴比伦文化已是踪影全无，古埃及、古印度文化现在也是面目全非。只有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生长的中国文化，数千年来一直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外族入侵，由周边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情况，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鲜卑政权、元朝蒙古政权以及清代满族政权，但结果都是入侵的少数民族文化很快就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汉文化所同化、包容，最终汇入中华大文化的主流之中。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与西方文明并存于世界。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奇特文化现象，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中国法制史》第1—2页）
 
    二、柳宗元的“为官之道”
    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社会秩序显著动荡，周天子早已丧失实际地位。当时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贵族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贵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贵族内部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孔子针对当时社会动荡、政治颓废，提出“为人之道”，从社会人际关系上导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建立了一个生生而和谐的理想世界。
    柳宗元生活在盛唐开始走向下坡路时代，安史大乱之后，阶级矛盾和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唐王朝危机四伏，地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主张革除弊政，减轻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以利社会安定，社稷安宁，人们的生活、生产得到健康向前发展。
    因此柳宗元的“为官之道”，既讲政治又讲经济，既讲物质文明、又讲精神素质。
柳宗元提出为政做官的是人们的公仆，“盖民之役”；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非以役民也已”。（送薛存义序）
    柳宗元认为为政做官的这一公仆，就应具有一定领导品质。
    他说：“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用今天的话来讲：其所谓“群”，就是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平易近人，善于团结人；所谓“政”就是有处理政务的才能；所谓“直方大”，就是有方正大公无私的品德；所谓“惩劝”，就是坚持惩恶劝善的原则，赏罚分明。
领导人有了优良的领导品质，还得坚持领导原则。柳宗元在《梓人传》中指出治理国家应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1．“知体要”其意是：掌握全局，统知国家现实大体。
2．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其意是：严肃纲纪，针对国情进行必要的调整；制订法制规范，以便整顿执行。
3．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
其意是：选择天下的贤能之士做官吏，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把有才能者引荐上来，让他们不要感恩载德；不能者辞退下来，亦莫敢愠。（“能者进而出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其意是：“安置天下的老百姓，使之安居乐业。这种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模式，在《贞符》里仅以16个字阐述得有声有色。他说：“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弥以宁”。其意是：社会上的人们生活在舒适欢畅的环境中；彼此都仰慕生机勃勃的美好生活；在事业上相互帮助成全；在安全上，大家亲密无间，互保安宁。这种美好社会情景，原是赞唐高祖的颂歌。
4．“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其意是：不卖弄自己的才能，不夸跃自己的名声，不插手琐碎的事务，不干涉各个主管部门的职权。
5．不屈吾道。其意是：不放弃原则。柳借木匠贪图钱，随意改变图样尺码，以致栋梁变形，房屋倒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梓人传）。
柳宗元认为为政做官者不仅要具备领导者的品质，坚持领导原则，还要懂得在实际工作岗位上的诸种管理方法。柳提出：
1．知经知权，经权合一。他说：“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断刑论）这是说：所谓“经”是指常理，即原则性。所谓“权”是达到“经”的手段，是权宜，即灵活性。对于工作既要原则性（经），又要灵活性（权），这是聪明才干的管理人员份内事。“经”要是离开了“权”办起事来就会拘泥，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开拓前进（泥），管理人员的聪明才智也就无从发挥；“权”要是离开了“经”，办起事来就会无原则地乖谬背理（悖），管理人员无所适从，事情也就越办越乱越糟。柳的意见要经权合一，全面地去认知“经”与“权”，不能带片面性。他说：“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同上）。然而为什么又把知经与知权分开来谈呢？分开来谈的是为把两者统一在“信守中道”的行动上。他说：“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拂吾虑”（同上）。懂得“经”就不会为异常的事物来损害我们的中道，懂得“权”就不会让一般墨守成规的人来干扰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打开思路，想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这里是说，知经知权的核心是在坚持“中道”。用今天的话来讲，懂得原则性也好，懂得灵活性也好，其目的是一个，就是围绕国家的方针政策或管理总目标（中道）搞好管理工作。
2．“顺木之性”。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指出：“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其意是：顺着树木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天），按其本性去栽培它，使它好好地成长起来。柳把顺天致性“得养人术”“以为官戒”（同上）柳给我们今天在管理工作上提出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顺木之性”。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管理工作者要按管理单位特定性质及其业务规律办事。
    第二“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这里说：是在管理工作伊始时，要象母亲爱护儿子一样，细心培养，详细交代。培养一个阶段后，即可放手，让他完全独立自主工作，不要插手（“置也若弃”“去不复顾”）（同上）。
    第三“忧爱得当”。我们要爱护管理工作听幼苗，但不能溺爱，（“爱之太殷”）（同上）。溺爱就不能使他在实践工作中自然成长。（“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我们要关心幼苗，但不能过于担忧（“忧之太勤”），时时关心担忧它，就会损害他的独立自主的计划体系和思维管理系统的形成，（“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柳宗元这一顺天致性的管理方法，对今天管理工作来讲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柳宗元在经济上提出“民自利”和商贾明而诚的思想。
    柳宗元提出为政者要为人民排忧解难，既要有实惠的“利民”政策，更重要的是引导人民走上“民利”。“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晋问》）柳宗元与吴武陵对话，关于民利社会模式作了描述：百姓安守纲常，而欲望得到满足，服从教化而自己得到方便和安宁，百货畅通无阻，但不知它来自何处，老幼亲戚互助互爱，而不是别人恩赐，没有战争、刑罚之苦，没有赋税、劳税负担。
    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至善至美的民利社会境界呢？柳宗元认为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意识中要讲究六点：“夫俭则人用足而不淫；让则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和则仁之质；戒则义之实；恬以愉则安，而久于其道也。”其意是：一讲“俭朴”，人们在生活上讲俭朴，不但“给”“用”足，而且好逸恶劳的坏习惯也会消除；二讲“谦让”，在行为上习于谦让，就会安份守已，乐于做善事，社会械斗闹事也就不会发生；三讲“谋虑”，人们在思想上深谋远虑，就会事事看得长远，想得周到，照顾全局；四讲“和睦”，人与人之间讲“和睦”，这是伦理道德“仁”者爱人的本质；五讲“儆戒”，人们在法纪上一有儆戒心，就会见义勇为，这是“义”的实质；六讲“淡泊自娱”，人们在精神上淡泊自娱，就会恬淡自足，心情舒畅，社会得保安宁，“王道”也就长久了。
柳宗元这种“民利”思想，实质上是使人们从社会心理上导向我国传统的优良社会风尚，在精神上达到社会心理平衡，使社会生活、生产健康向前发展，获得民富国强的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在提高物质生产水平的同时，要提高人们的思想品德素质；换句话说：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要两手抓。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便从社会改革思想出发，就朴素地意识到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柳宗元认为商贾也要“明道”。他提出：“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吏商》其意是只知经商致富（诚），而不顾国家人们利益（明）的人，不可以言利。只有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明），又能牟利致富（诚）的人去行商，才不会唯利是图，不会坑害人民，危害国家，收到对已对人都有利的“兼利”效益。他写了一篇“明而诚者”的典范《宋清传》。
“宋清是长安西部药市人”，是个民商，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一个“个体户”。可是一个市民经商，而有廉贾吗？有，《史记》就提到“廉贾归富”可见柳宗元写《宋清传》，仍有其历史根源。只是《史记》作者，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题目，柳宗元却是形象地绘声绘色描述了廉贾的精神面貌，在他的笔下，廉贾与廉吏行商，同样是“明而诚者”，都是君子。
    这里所谓“诚”，首先是指宋清志愿经商，又善于经商。说他志愿经商，是他将一生精力，全扑在商业上，孜孜不倦四十年（“清居药四十年”）。说他善于经商：第一，他讲究商品质量（“居善药”），不售伪劣商品。第二，善于采取经济措施，对优质商业产品，主动高价优惠收购（“清优主之”），从而广开了优质药材商品来源（“有自山泽来者，必归清氏”）。第三，医生都赞誉他的药好（“长安医工得药……咸誉清”）；病人也“皆乐就清求药”，期望病患速愈。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售药已成为用户信得过的商店。其次，是他经营商业有远见（“清之取利远”）。柳宗元在此指出，与宋清背道而驰的小市人，鼠目寸光，只图短利，不亦翦翦乎！“用现代社会心理的理论来讲，柳宗元提示了商业人员对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宋清经商“明而诚者”的亲社会心理态度；一是小市人经商“诚而明者”的非亲社会心理态度，亲社会心理的商业从业员，他们是社会团结的力量，是促进社会心理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默默无闻的奉献力量。非亲社会心理态度上的商业从业成员，他们的作用适得其反，甚焉者，会发展到逆社会心理态度上去致使社会事乱多端，动荡不安。所以柳宗元力主“明而诚者”行商。这里所谓“明”，是指商贾要“明道”——“利安元元”、“圣人之道”。其一，宋清懂得利己利人这个为人处世的道道。他逢人赊货，年终焚赊券，这些行为令人不解，有人笑他是“蚩妄者”，有人说他“清其有道者欤？”宋清回答说：“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实际上，说明他经商逐利，只是为赚几个钱养活家里人，不是唯利是图者。所以他说：“谓我蚩妄者，亦谬。”柳宗元在这里描绘宋清的利人思想，实质上是活用了墨子所倡导的：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中的“交相利”思想。其次，宋清待人不“炎而附，寒而弃”，对遭朝廷斥弃、罢了官职的人，态度亲热与过去一样（“与善药如故”）。其三，他能“见得思义”。宋清明知路遥或不认识的人向他赊药，他照样给善药（“清不为辞”）。以上三点，都在说明宋清由“明道”的心理认识，转化为“明道”的心理行为。其亲社会心理态度，也就昭然若揭。
    与此相反，柳宗元对那些唯利是图，缺乏商业道德之徒，加以无情讽刺与鞭挞。他用五篇短文，写出三种不同类型商贾的嘴脸，无视职业道德，损害消费者利益，其人格之卑下，与“明而诚”的宋清，讲究商品质量，得利远，形成鲜明的对比。
    柳宗元还写了一篇《零陵郡复乳穴记》他说一个零陵岩穴中采石钟乳药材的穴人，因地方刺史贪财好利，穴人采药，不付药钱，穴人谎言，说深山岩穴中的石钟乳没有了。过了五年，崔刺史到零陵，为政廉洁，明令宣布先付工资而后取贷（“令明而志洁，先赖而后力”）。穴人又进山采药，石钟乳重新在布面上出现，地方人不明真相，谣传这是崔公带来的天赐吉祥物。柳宗元借穴人之口辟谣：这不是吉祥物，而是崔公廉政，“欺诬屏息，信顺休洽”。欺诬没有了，买卖公平，而讲信用。所以“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穴人欢欢喜喜不辞劳苦，复上深山岩穴采药。柳宗元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工商业的发展与廉政分不开。
    实际上，这一篇“记”，是《宋清传》的姊妹篇。“记”中写廉政“令明”起到领导和扶持工商业在社会上健康发展的作用；“传”中写商贾个人“明道”，生意兴隆，促进工商业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讲，工商业的发展，一靠政府的政策好（“令明”）。二靠精神文明，深入人心（“明道”）。
 
参考方献：
[1]《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汤一介著。新华文摘2001年11月期第28页。
[2]《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童书业著、齐鲁书社出版，1982年1月版。
[4]《伦理学纲要》唐凯麟等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
[5]《生生和谐—重读孔子》李翔海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
[6]《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
[7]《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梁超然、谢汉强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8]《柳宗元社会心理学思想研究》陈雁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
[9]《柳宗元评传》孙昌武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0]《柳宗元新传》刘光裕、杨慧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11]《柳宗元》顾易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2]《中西古代文明史比较研究》彭顺生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3]《论人·人性》姜国柱、朱蔡菊著，海洋出版社会198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