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的寂寞

(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学生样子的少年，正在一个茶馆旁锁上他的自行车。三五个在路旁的人注视着他指手画脚的，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与彼得正从路旁穿过，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等一下告诉你!”他轻描淡写地、目不旁视地继续向前走。我一边紧跟他的步子，一边追问他。等我们走了五六分钟，他才说；“那个锁自行车的学生就是正在剑桥念书的查理王子。”我对他这样迟迟作答很气，我想立即回头再看一下或打个招呼，可是已离得很远了。

在我回头时，彼得对我怒目相向，且冲口而出：“你给人家点自由好不好?”我没有再说什么，头也不回地跟彼得继续往磨坊巷的方向走去。

我不好得罪彼得，因为他从不乱说话。他说话之有分寸，有时令我吃惊。为缓和我与彼得之间不融洽的气氛，我说：“我们中国从前也有皇帝，而皇帝也骑自行车。”他果然轻松下来，追问着说：“你先说你们的皇帝，我再说我们的。”

“我们中国大清皇帝最后一任叫做宣统。民国成立以后，这位皇帝还在紫禁城里住了十多年。他是三岁登基的，到十几岁才不做了。他十来岁的时候，要学骑自行车。可是，皇帝怎么能学自行车呢?一来呢，我们中国的宫殿多是门限，就像小墙似的横在门前，自行车当然不能过。二来呢，学自行车一定要跌倒几次才学得会的。让皇帝跌倒怎么可以呢?”

彼得越听越有兴趣。我说：“这两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把每个门限都锯一缺口，是为皇帝练车，这当然不难办到。”

“而我们中国皇帝学车时，也同样受你们牛顿地心吸力而跌倒，却不易找出防止的办法。最后是由好几十个太监出动，站在路旁排成了两道人墙，皇帝跌不到地上。于是皇帝学会了骑车。但，谁愿意在两道人墙中间骑车呢?他很讨厌这些太监，所以就快骑，人墙不够用了，所以两排太监跟着跑。皇帝看着两排太监跟着跑更生气，所以他就突然急转弯，突然停住。弄得太监前仆后继，左倾右倒，无所适从。”

彼得还以为我在造谣呢，其实我是把溥仪的回忆录照实地说一遍。因为这一景致太逼真，我们两个都笑起来。笑后，我又继续说：

“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安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吧，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演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

我一边说，一边笑。我觉得这段话如用国语说给一个中国朋友听，一定两人笑得前仰后合，而用英语说给英国人听，未免减色。

当我说完“皇帝拿起电话筒来，打给谁呢”，彼得已陷入沉思；等我说完了杨小楼，他根本未听见，而忽然正色说：“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然后他继续说：

“这位查理王子的祖父乔治六世也是在剑桥念书。可是因为乔治六世念书时是在剑桥外面住了三年，剑桥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到。时光如飞，这位查理王子又来了，所以现在的女王决定要他住在三一学院，好与别的学生一样。他现在好像有几个伙伴了。有时候出去打打猎，又有时候演演戏什么的。

“剑桥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上一半课，旷一半课，而查理因为是王子，所以上三分之二课，只旷三分之一的课。他入剑桥，教师协会还抗议，说他中学成绩不够剑桥标准，说他利用皇家势力，后来剑桥把他的中学成绩公开了，教师协会才不说话了。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他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了。有汽车时，人家说他招摇过市，骑自行车，却总跟来一群人指手画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

彼得说他们的皇上时，由面部到内心竟感到如此痛苦，却是我所始料未及的。

因为他平时常对我说，英国是保守的，但保守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形容词。保守，是为既存文明作辩护的。不必说这些保守制度传下来文明所具的功劳；即使是有百非而无一是的罪犯，一个文明社会不也得给他辩解的机会吗?我觉得彼得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所以我反问他：“既然如此，何必保存这个皇帝制度呢?为了皇帝自己的快乐，也早该把皇帝制度取消!”

彼得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在美国呆久了，觉得人生目的是在追求快乐，追求快乐载在《独立宣言》上是不是?”

“并不是的。有意义的人生只是减少痛苦而已。起码说呢，减少自己的痛苦；往大处说呢，减少别人的痛苦。快乐者只不过是减轻痛苦的错觉罢了!”

“哎呀，磨坊巷都走过了。再见，彼得。”我自己一边急步踏着落叶，一边想：“不知什么时候，这位保守派变成了佛家，众生同苦，现在的王子，未来的国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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