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竹入耳

郞朗    

                              

(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中国沈阳长大，每天花6个小时练钢琴，那是我最钟爱的乐器。妈妈周秀兰教我识谱，爸爸郎国任，一个民乐团的二胡手和副指挥，教我如何控制琴键。开始我用的琴很简陋，琴键沉重晦涩，但那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最高级的钢琴了。后来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台瑞典琴，但我练习柴可夫斯基时，弹坏了一多半的琴键。这时父母和老师知道这架钢琴和沈阳对我来说都太小了。要想继续深造，我必须去文化中心北京。那年我八岁。

为了我，爸爸妈妈作了很大牺牲。父亲辞去乐团的职位，陪我来到北京，母亲则留在沈阳工作，以便负担我们的费用。离开了故乡，我和爸爸一夜之间成了“外地人”。我们说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不时引人讥笑。我们住在一个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里，跟另外五户人家共用一个公用厕所和洗漱间。爸爸每天煮饭做菜，洗衣清扫，他从副指挥变成了家庭主妇。

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车票贵，爸爸就每天蹬自行车接送我，上学一个半小时的路，放学又是一个半小时，而爸爸来回要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他每天要骑六小时的车，即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我当时是个很胖的孩子，可以想像多么辛苦。冬天，我晚上练琴的时候，爸爸先睡在我的床上，等我准备上床时再离开，为的是让我有一个暖和点儿的被窝。

这样过了一年，我越来越沮丧，倒不是因为条件艰苦，而是我当时的老师总说我没天赋。对九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了。有一天，我告诉爸爸我不想当钢琴家了，我要回家，要妈妈。整整两个星期，我不肯碰琴键。父亲很明智，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耐心地等着。

当时就快过节了，一天，有人让我弹一首庆祝节日的流行歌曲。开始我不愿意，但指尖接触到琴键的一刹那，我明白自己这辈子是离不开钢琴的，我相信人们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天赋。

我回家对爸爸说还要学琴，我们换了一个老师，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开始陆陆续续地得奖，但生活仍然拮据。1994年，我12岁，为了参加在德国举行的爱多林恩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爸爸向人借了五千美元。长大后，我重看当年的实况录像才看到，当主持人宣布我获奖时，父亲泪流满面。我也是现在才认识到父亲当时的压力有多大，如果那次拿不到奖金，我们根本没钱还债。

1997年爸爸带我到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1999年，芝加哥交响乐团邀请我加入，不过当时团里没有空位，负责人告诉我要等几年后才能正式进入乐团。但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钢琴家安德列·瓦茨生病，乐团请我代他参加里韦尼亚音乐节的表演。我那次弹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庆祝活动后，又有人请我弹巴赫的曲子，一直弹到凌晨3点半，我和父亲都知道，很多事情就要发生了。果然，我开始接到著名音乐厅的邀请，林肯中心、卡耐基音乐大厅……这期间爸爸的口头禅是：“你还需要练习！”

我一直想为父母做点什么。小时候，爸爸经常和我合奏一首叫《赛马》的曲子，他拉二胡，我弹钢琴。21岁那年，我首次在卡耐基音乐大厅开独奏音乐会。弹过肖邦和李斯特后，我请爸爸上台，跟他一起演奏《赛马》，他拉二胡，我弹钢琴。谢幕时，观众席沸腾了，一次又一次鼓掌。后来爸爸说他高兴得好几夜没睡着。

此后，我和父亲的《赛马》成了保留剧目。每当舞台上灯光转暗，二胡的声音悠悠传来，我都会想起多年前的冬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爸爸驮着我在北京的街道上，迎着寒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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