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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给了我修复的力量

                                        于丹

    从地震的第二天开始，我就穿黑衣裳，要不就是深灰的衣裳，大夏天的连件白衣裳都没有穿过。但是我第一天从绵阳出来，就在成都街头买了一件大红的衣裳。长长的，就像一盆火一样，在灾区一直穿着红衣裳在晃。我是觉得真到那里，我的生命态度有所改变。

　　我在北川接触了那么多孩子，那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嚎啕大哭的。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默契，就是默默流泪，我经常一进去就看见小孩在流泪。然后她们会在我的肩膀上默默流泪，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搂着她们，轻轻地拍，轻轻地晃，我总觉得，我女儿小小的，她做了噩梦受到什么惊吓的时候，我把她搂在怀里，说：“乖，不怕，不怕，妈妈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十八九岁的孩子和三岁的孩子在我的怀里，是一样的，她就需要你拍着她晃着她，在你肩上趴着，我有的时候搂一个孩子，有的时候搂两个孩子。轻轻地晃、拍。后来我就觉得我的角色，就是个妈妈，我就这样抱着他们晃一晃，晃好了，我就是个老师。

　　我在她难受的时候就是妈妈，在她恢复过来的时候就是老师，这是我自己特欣慰的一个角色，我就是陪着她们。我觉得孩子们流在我怀里的眼泪够堆成一个堰塞湖了，我不能哭，她们在我怀里哭，我反而不能哭。然后我就这样静静地陪着她们。

     我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要做心理辅导，让我跟他们聊天。有个小姑娘她很安静，也不大哭，就是幽幽的，两眼望着远方，说，我爸我妈的尸体，现在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我们家是山体滑坡冲走的，十几天了，这天越来越热，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开始烂了，我都不知道我妈妈在哪儿腐烂的，你说我怎么看书呢。她用特安静的声音跟你说这种话题，你想这种骨肉之情！她在想生她养她的母亲在怎么腐烂。你说她什么心情？

　　这些女孩子也特别让我感动，她们有时流一会儿眼泪，就会抬起小脸来，给我揩眼泪。我的泪都是这些小孩拿纸巾，一点一点给擦的。擦完以后，就看着我说，你饿了吧。就打饭去，那儿都是用那种大铁盘子，她们吵着就给我打饭去。你看我在北京顿顿吃不下去吧，我在那儿跟那些孩子抢饭吃。跟他们吃完，大太阳底下拉着我跳“锅庄舞”，羌族孩子真拉着你跳啊。然后举着那个破纸杯子，教我羌语，干杯叫“西斯科”。

    这些孩子会跟我讨论爱情，讨论生命。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儿，就特安静地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想生个孩子。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爸爸妈妈全没了，我的家也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根了。我总想自己成为根，我才有活下去的理由。这种话其实是挺震撼的。你看男孩子要比女孩子更坚强，但到苦难来临时，女孩的彻悟能力比男孩子要深多了。那些傻小男孩一个个多独啊，眼前就不行了——我这高考怎么办呢——看的都是眼前事儿。那些女孩儿都不是，女孩儿谈的都是生命，男孩儿就关注眼前的高考。

　　其实女孩子都属于生命性动物，男孩子是社会性的动物，他关注的是社会下的标准，女孩子这个时候是生命性的反省。每次我要走的时候，那些孩子就搂着我的脖子，头抵在胸口前，低声在那儿说：我不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想起每次出差前，我女儿就是那么搂着我，哎呀，妈妈不走。所以我觉得，你说她们那种对生命的理解就像三四十岁成熟的女人；但是到你走的时候，那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就是三岁的孩子。

其实我更感慨的是一期杂志上的话：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我去了，孩子也在给我救灾。我觉得我们自我膨胀了太久，在这个物化的生活方式里面，习惯了被物质撑起来的那个孱弱的躯体，什么是生命？我们已经忘了。就是这些孩子在修复我们，我去那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伤痕累累，但是这些孩子确实给了我修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