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很残酷
余泽民

新年前，我去塞格德看朋友，彼什迪家是我必到的一站。

在许多帮过我的朋友里，彼什迪是和我最要好的一个。彼什迪的父亲埃米尔是琼格拉底州警察局的刑警上校，曾在我身份“黑转白”时帮过大忙。不过，我从没见过他穿警服，每次我去找彼什迪，都见他穿一身休闲装，说话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只要别人话音未落，他就不会张口，给人感觉更像一位以倾听为职业的心理医生。难怪彼什迪的母亲总开丈夫的玩笑：“他不仅在同事里人缘很好，罪犯们也都喜欢由他审问，好像自愿帮他破案一样。”

每次我去彼什迪家，母子俩都会争抢着给我说埃米尔的新笑话。可是这一次，或许由于我成了作家的缘故，埃米尔未等家人开口，自己主动向我招了一个刚发生的烦心事：

圣诞节时，埃米尔值班，整座大楼空得让人心慌。妻子跟儿子、儿媳去奥地利滑雪，他忽然感到特别孤单。忽然，他想起楼上关着一个涉嫌杀人犯，这桩案子由他负责，但找到的证据还不充分。

上校让人到拘留所把嫌疑犯提过来。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他出人意料地温和说：“你看，今天是圣诞，我也一个人，你也一个人。今天晚上不是提审，而是一起吃一顿饭，随便聊聊。”说完，他派人到隔壁餐馆打了两包快餐，边吃边侃些男人的话题：足球，女人，盖房，学生时代……起初犯人还很紧张，后来就开始争辩。过了一会儿，办公室突然寂静下来，犯人的眼睛东转西转，不敢直视，动作逐渐放慢，最后费劲地狠咽一口，半张的嘴忽然喘息起来。

埃米尔敏感地皱起眉头，知道对方肚子里在想什么，他忽然冲着犯人失控地呵斥：“你给闭嘴！你听见没有？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说完再次按响电铃，命令将嫌疑犯带回关押的房间。

“上校先生……我……我就是。”未等狱警出现，对方就迫不及待地交代了，仿佛他的回答迟些，自己的喉管就会被割断。

说到这里，埃米尔脸上流露出烦闷与沮丧。他问我：“你学过心理学，又是作家，也许我说的只有你能明白——从良心上讲，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让我觉得自己‘手段卑鄙，动机龌龊’。”

显然，那家伙招供并非慑于上校的威严，而是自己没能扛住圣诞夜的感动。事实上，埃米尔提他出来陪自己吃饭，目的并非要感动对方，而是没有扛住节日里的孤独。

“那个蠢货，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绞索……”埃米尔的语调里充满懊恼。“现在可好，犯人是招了，可我觉得自己犯了罪似的。别人不仅不会理解，反会觉得我是办案高手，更让我烦。”他停顿了片刻继续说，样子像是自言自语，“这东西……人在用的时候真要小心。”

“您指什么？”我不解地问。

“感情，我指感情！”他的情绪有些激动，“真想不到，一点点爱就能具有那么大能量，一点点同情，片刻之间竟能置人于死地……”

这时候，正在一旁鼓捣电脑的彼什迪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心不在焉地插嘴道：“爸，我看您也能写小说啦。”

男人瞥了儿子一眼，摇摇头，然后自嘲挥了下手，将话题转到物价方面。但是，整个晚上我都觉得该对埃米尔说点什么，即使不是直接的安慰，也至少该表示自己对他的讲述有所触动。但是直到起身告辞，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离开的时候照例跟一家人亲热地吻别，当我的脸被男主人的胡子茬刺痛时，心里涌上股复杂的心疼。（《意林》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