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会有结论。但是，在向亲朋好友们讲完种种路上见闻后，会有一声轻轻的苦笑。细心的朋友会追问：“还有什么要说？”
我回答道：“一连讲了那么多地方，一定夹杂着太多的错，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错加起来，也抵不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远超过欧洲对于中国。”

朋友们有一个来自西 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留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起码的标志，那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人与法国与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我有很多学生、朋友和读者已经长久地落户于欧洲各国，他们平日想得最多的同一个问题，包括两个已经远嫁到欧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几个孩子，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与我通了电话的女学生。她们根据道听途说，在电话里问起我在国内的处境。

我说，不管国内处境如何，最让我心中不平的还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难于了解。有时，像赌气一样，我想对那些过于傲慢的欧洲人说一句：我们中国人做过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对不起外国人。

听我这么说，有一位女学生在电话那头哽咽了。我不知道她联想到了什么，为了缓和气氛，讲了一个刚刚遇到的笑话。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山岔口上一座银白色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丫在背后的奴仆。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雾，也实在太多。

女学生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的意思，中国是真正的勃朗峰？”

 我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位欧洲总部的上年纪官员，会不会在他的公务中也看错什么？处理国际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一般欧洲人呢？”

但是说到底，我们不怕被看错。人不同于山，也有自己的眼光，因此与外部世界是一种对视关系。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而中华文明依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