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ugc.qpic.cn/adapt/0/ed6dc85e-3158-ec60-5229-db8077ba4bf7/800?pt=0&ek=1&kp=1&sce=0-12-12孙梦洁(2014年2月 最小说千元大赏作品)" TITLE="世界上另一个我 孙梦洁(2014年2月 最小说千元大赏作品)" />正当我头昏脑涨、无所适从，害怕地看着医生向我伸出的手时，姐姐却漫不经心地侧耳听着门外的雨雪声，缓缓握住我的手说道：今天的太阳不好。她望着我的眼睛如翡翠般碧绿，跟我的一模一样。
就在最后几天我们还互相给对方理发，他们很难得答应我们可以在非治疗时段待在一起。我坐在那张半高凳上，脚够不着地面来回晃，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什么都未将发生似的。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明白，不值得花力气去反抗。受着恨并不可怕却又受着爱，我们被困在一池死水里，被逼得死去活来，游不动了。
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是这么想。我们不需要跟其他任何人交流，我们在自己的世界活得很好。一直都是这样。
我们出生在寒冷的春天，刚开春，雪还没有化彻底，一脚踩下去便能扎出浑噩黑水，混搅着惨淡的雪碎；父亲给我们起名叫：夏春，夏雪。说起来我们并不记得我们的父亲长什么样了，实际上他不过在我们周岁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他在我们周岁前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不超过一个月。母亲刚出月子，他就又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上，陪着他那帮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继续夜以继日地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留给我们的也不过是这两个不着东西的名字罢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
警察到家里的时候，母亲说她正帮我们其中一个换尿布，她每天上夜班，白天也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她请最廉价的保姆，用她少得可怜的薪水——她的父母亲，我们的外婆外公自从她嫁给我们父亲后再也没有跟她产生过任何联系。多明智哪，母亲不止一次在往后的人生中如此感叹，相比之下，自己实在是太蠢太不自量力了。
记忆深处，大概是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场景的——街坊邻居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本并没有这么多人，只是凡人不过如此，喜欢看稀罕的事，悲惨的事，耳鬓厮磨的事，与自己无关的事。一群人黑压压围在家门口，看着警察叔叔耳目赤红地质问母亲父亲的下落。
而母亲一言不发，只是死拽着抱住我们，生怕被抢走般惶恐地用她本就不长的手臂围住我们。母亲是一个不能再柔弱的纤纤女子，她不善言辞、拘谨、胆小，又容易被欺骗。她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但是她意识到有些事情发生了，生活从那一刻发生了改变。
父亲再也没有出现。
母亲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人。她打无数份散工补贴生活，即使只能满足最最基础的温饱，我和姐姐还是长到了五岁，无风少浪，平安也算健康——如果不算到了五岁还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话。
若放在其他家庭，或许这会成为一个不得了的大事儿。不过在我们家，这并没有什么。母亲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在家的时间也被下厨家务和接的手工活儿满满占据。从三岁开始，母亲就再也没有请保姆，这或许是双胞胎的唯一一个好处——可以互相照看，她拜托隔壁的奶奶每隔几个小时来确认一下我们完好无损，没有东西被我们打坏，没有两人互相厮打成一团；而实际上，这完全是多虑了，很快老奶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几次跟我们套近乎想要抱我们，都被我们蹬脚瞪得一包气后，她再也没有来过。而我和姐姐，也从来不会打架，我们从来不会做让母亲伤心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事让她失望了。
母亲也曾经为了我们不开口说话带着我们四处奔波，在每次投奔失败后她都会勉强地挤出微笑，轻轻地揉着我们的头，柔声细语地对我们说：“没关系的，不会讲话也没有关系，妈妈一辈子照顾你们。”她甚至开始背着我们偷偷买了手语书，又不忍心告诉我们放在了橱柜的最上面一层。
妈妈啊妈妈。我还记得那天姐姐踩着小板凳拽着那个书角，看到那本泪痕斑驳的书的时候，她哭出了声音，好像故意似的，她哭得好大声，好像在说，妈妈啊妈妈。
我们努力想要在她面前多说一些，只要看见她哪怕转瞬即逝的愉悦也格外欣慰。
我和姐姐小时候都是短头发，从小我们就喜欢母亲帮我们理发，母亲说我们每当这个时候都会咿咿呀呀地笑，安静一会儿又互相对视一会儿，然后又能同一时间笑出来。还有画画的时候。因为买不起水彩笔，母亲从工厂里捡来了粉笔头，我和姐姐喜欢安静地坐在地上画地面画墙壁。我已经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喜欢画画，还是只是喜欢母亲看着我们画的样子——她的眼泪里含着笑，抿紧的嘴唇颤颤发抖，她蹲下，然后环抱起我们说，好女儿。
我们也知道自己是天才。很多人都知道。曾经有一次，我们俩从对面的两头开始画，我们没有交流，至少没有用嘴交流要画些什么，然后一起完成了一幅完整的画——两头准确无误地衔接在了一起，就如同出自一个人之手。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对方想画什么，我们没有回答。真的没有为什么，只是，只是知道而已。就是知道。
所以，说不说话，好像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毕竟，天才好像都需要有这么一点点缺陷。
何况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说话。顺利进了入小学后，上课还是会回答问题，即使吃力还是会努力跟母亲聊天。我们只是不喜欢说话而已。
如果你的身边有如此一个人，和你如出一辙，如你生命，你不需要多说什么多做什么，她就明白你的意思，那么那些多余的语言多余的动作和表达，又何必存在呢。
况且，我失去了那些无关紧要的人，都还是可以活得下去的，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跟他们说话呢。
他们或许永远没有办法明白这种感受，但是我知道，姐姐也这么想。

是你们的父亲吗？医生说。
他很勇敢，很无畏。比任何一个我们见过的人都处变不惊。姐姐试图用桌上的笔刺自己的手掌被他一手拦挡，他眼睛都没有眨一眨，继续问我们：是因为你们的父亲吗？
姐姐咯吱地紧了紧拳头。
这个问题我们被迫回答过无数遍。大家都知道答案，却还是要再问一遍。他们大概是觉得在我和姐姐心上剐一刀异常有趣。
记得小学的时候，隔壁班的几个胖子总喜欢在课间窜到我们班门口，用精心准备的小石子打我们，或者趁我们不备剪掉我们的辫子。同班同学不会帮我们，偶尔有几个阻止他们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只是为了班级秩序。或许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从不嘲笑我们，只是把我们当作空气一般。可那几个胖子却没有这么容易罢休。
学校离家有一段距离，姐姐和我本来需要走四十多分钟才能到学校，我们拜托母亲帮我们找一辆自行车，那可能是唯一一次我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向母亲提出要求。意料之中，母亲很为难地顿了好久，但最后她还是放下手里的活儿，擦擦手抹干净脸，俯下身来笑着对我们说，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她眼神变得越来越深邃，她笑着抱住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她好不容易省吃俭用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我和姐姐轮流骑带着对方去学校，那段时间是我们少有的纯真年代——而这唯一美好的回忆，却被那些胖仔给毁了。
我和姐姐商量了无数次放学跟他们打一架，规划、踩点、演练，可我们心里也清楚，自己是万万不敢，也是肯定打不过的。所以那天胖仔们拦住我们，我俩心里盘算的是如何从容脱逃。就当我们正准备低下头一溜烟儿跑掉的时候，站在最前面的小胖子过来拎起了我的后领，突然腾空的不安让我不自觉扑腾脚，姐姐吓到了，顿了顿后一下子尖叫了出来，其他几个人慌忙拉住她堵住她的嘴。
叫什么叫，是想跟那破自行车一个下场吗？！他凶狠地盯着我说。
自行车。我恐惧地看向他的眼睛，勾起了不好的回忆。
我们的自行车在某天放学的时候，被好多人围观着躺在学校操场的沙坑里，它的轮胎被小刀划得体无完肤，灌进了满满的沙子，钢圈里的钢丝一根不剩，漆被刮得所剩无几。
这个样子完全没有办法骑回家。那天和姐姐在外面晃悠了好久，也商量不出个结果来。回到家想撒谎说自行车找不到了先瞒天过海，却被母亲的反应惊到了。
她的眼睛一刹那红了。她双手紧握，手指上因为做太多份工而久久没办法褪去的刮痕历历在目。她哭着打我们，嘴里还嘟囔着：“你们怎么这么坏，怎么这么坏。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打了好久母亲才慢慢停了下来手，瘦弱的身体缩到了墙面靠着，转身专心哭着再不理我们。
姐姐跟着哭了起来。我也没有忍住眼泪。
妈妈花掉了准备用来过年的钱，准备给我们买新衣服的钱换来这辆自行车。而她自己，自从父亲失踪后从来也没有为她自己买过什么。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眼前这些恶魔造成的。
我看了姐姐一眼，她终于停下了挣扎不再尖叫。我转回头看着那个胖子，猛地一下狠狠地踢向他的裤裆。我们穿着被母亲洗得略微发白的裙子，也顾不得屁股被摔在地上哐的一声，像机器人一般，被打倒再爬起来，被击垮再爬起来。
我们浑身是抓痕和血渍地回到家，裙子上也满是褶皱和口子。不过还好，我们没有输。
母亲哭着为我们擦紫药水，一边骂着拭眼泪，“为什么要打架呢，怎么会这样。”
我们沉默不语。
“为什么总是不说话呢，你们不说话，妈妈怎么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呢。”
姐姐微微歪过头看我，我抓住了她的手。
我说：“他们说爸爸是小偷，是抢劫犯，说爸爸是罪犯。”
母亲一愣。空气里弥漫开黏稠的血腥味和泪咸味。
人生这么苦，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母亲又哭了起来。她撒下手里的东西，冲到房间不顾一切地闷着被子号哭起来。
世界上坏人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好人呢。
姐姐声音微小地安慰道：“妈妈不要哭。”但是她离得太远，母亲完全听不见。姐姐继续说：“不要哭了，我们报仇了，我把大胖子肚子上的肉咬下来了。”她松开紧紧攥住的双手，一团血肉模糊。
大概的确是因为父亲吧。我们才会变成这样的人。
你应该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人：贪欢纵欲，硬冷决绝，如孤轮行驶在偏离的航道上，希望吸引救援的目光，于是放了一把火，把自己烧得精光。
不止一次猜想为何父亲会如此沉溺于偷盗，母亲跟我们提过，他是家里十个小孩里最小的儿子，早上放出家门养，晚上不回家爷爷奶奶也不会发现。他像是寄养在家里的一只猫，而他竭尽一生想做的，不过是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是以积极还是悲惨的方式。
于是我们也将会长成这样的人。不管是我们还是母亲，心里都清楚。缄默少言、固执、神经质。我们跟他太像了。
渐渐我们觉得，或许又不是因为他，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我和姐姐两个在一起做任何事都顺畅无误，了然于心；而试图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无比吃力费劲，有时候我会忍无可忍，别人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急得跳脚扔东西。
实在太累了。
六岁的时候便利店的阿姨给了我们一包彩虹糖。姐姐和我特别喜欢吃彩虹糖，于是后来经常去店里讨着要，有时候那个阿姨不在，我们就自己拿，没有人阻止我们。后来不知为何母亲再也不让我们去那家便利店了，这并没有什么，其他超市也有彩虹糖。
超市有太多易藏的巧克力，买不起的肉和零食，灵巧精细的各类小东西，包括母亲每次看见就愁容满面的那些化妆品。我和姐姐商量母亲四十岁生日的时候送她一支口红。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想看见母亲笑。
那是一只酡红色的口红。相比之下，母亲拿到它时哭红的眼睛更娇艳欲滴。我和姐姐抿着嘴尽量让自己不颤抖地看着母亲，大概父亲也是一样的，他和我们一样，只是想看眼前这个女人笑一笑。
母亲的两鬓已经不少花发，她的手粗糙得不像少妇，皮肤也黑了很多。她从一个美丽的女人变成愁肠百结地度日。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看见我们就会笑，笑着夸我们越长越好看，笑着夸我们画画进步，把最好的给我们，不好的都自己承受。
眼前这个人，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就只是那一刻，贫穷和美丽变得一样肃杀悲壮，如同我们的成年礼般。

我们的无言没有让这个心理医生不耐烦。他摇了摇头，对后面的人说：“照旧，关进两个房间。”
他说得很轻，尽量压低了声音，但是我的听力非常好。他头微微偏向我：这个还好，另外一个反社会情绪太强烈了，你们注意一下。
我们没有闹。但是我害怕姐姐会伤害她自己。
房间是纯白色的，只有简单的卫浴和床铺，所有的器具都安全柔软。我盘腿坐在床上，靠着墙壁那块姐姐也靠着的地方，渐渐地睡了过去。
梦里是我们小时候，那次我们发烧，一个在家里，一个被暂时托付在了阿姨家。是我开始呕吐的，然后是拉肚子，全身哆嗦发抖。紧接着母亲就接到了阿姨的电话，说姐姐快病过去了，不行了。妈妈急急忙忙把我绑在自行车后座，去阿姨家接姐姐，把姐姐放在自行车前杠上绑在她自己身上，艰难地送到了急诊室。
母亲急促强盛的心跳声，姐姐微弱的呼吸和颤抖，皆鞭挞着漫天倾泻的暴雪。
没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这么多至关重要的人。我们拥有彼此也就足够了。就如此刻我躺在床上，可以感受到姐姐的彷徨和害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安然睡熟。我们都清楚不过是一堵墙，没有办法隔开我们。
这并不是我们最远的距离。不知道到底是为了惩罚我们还是为我们治病，我们在这个医院待了快一年，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不一样的办法把我们隔开，近到相邻的两个房间，远到医院的A区和F区，连吃饭都没办法一个点吃饭。只因为医生说了一句话，他说：她们两个不可以在一起。
但是完全没有什么用。虽然看不到姐姐，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她，在不远的地方。看不到对方后，我们并没有妥协于和其他人交流，这样他们反而会觉得他们的办法很有成效，更不会让我们见面，所以我们干脆闭上嘴，看不到对方的时候再也不说话。
高中的时候，姐姐和我陆陆续续得了不少的国际性油画比赛的奖项和举办画展的机会。我们的油画特别出彩，我们深爱松节油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刮板、颜料、画笔，这些没有感情完全由我们掌控的东西简直棒极了。自从初中收到第一份阿姨送来的油画礼物起，我们的人生就没办法跳脱开它的轨迹了。
我们从来不会画人物，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甚至不画自己。姐姐和我合作的一幅母亲画像获得了日本的特别奖，因为不爱出门我们抗拒了很久，最终还是不得不去日本一趟。日本的所有我们都很喜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知道我们听不懂，也不会强迫我们去懂什么，总会友好地对我们弯腰微笑。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超市。
主办方负责人把我们从日本警察局带出来的时候，始终以为我们只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制度不一样，或者我们没有带日元，不熟悉日本社会等等。他可爱地为我们找了很多他深信不疑的理由，也许是看多了奇奇怪怪的艺术家的原因，见我们不爱交谈他也并不稀奇。
那是我们第一次被抓。
我们只是各自藏了小小一盒的薄荷糖，放在了衣服袖子的夹层中。可出门的时候警铃还是不负厚望地响了，店员有礼貌地问我们是不是还有没有结业的东西。我们支支吾吾地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店长就没有这么友好了，他几乎是冲过来一般要搜我们的身。
往常总是这样的，谨慎的话我们只有一个人行动，穿一样的衣服，动手的时候快速又不留痕迹，低着头绝不会留脸给镜头，东西就放在口袋里；如果出了状况要求调录像，工作人员会发现我从没有接近过那个地方。而那一次，我们都没有想太多，那一天过得舒畅和自在得意，所以我们只是下意识地习惯性拿走，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一包糖而已。
可是那种感觉真的不好受，不管那是一包糖，还是其他贵重的东西。他们就这么鄙夷地看着我们，像看待怪物一样。一瞬间，脑子里只有嗡嗡的声音，所有声音都加了千里之外的厚重隔音，像是从水上传来的。姐姐说了好几次跑，我没有听见，她只好紧紧攥住我的手，一路上都是。
我没有办法放开这双手。我想我一辈子都不想放开它。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姐姐和我，总是一起做一起承担。她爱板着脸，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她会这么跟我说：我们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她说了出来，没错她是用语言说出来的，她这么认真。除了母亲和画画，这个世界上或许也没有其他可以让我们牵挂的东西了。
我们都明白，如果安顿好母亲，也完成了差不多的油画梦想，我们随时可以牵手赴死。

“你们有多久没有画画了？”心理医生问。一大早，他就又把我们两个重新抓到他的办公室审问起来。
“自从来这儿以后就没有画了。”我微弱地回答。
大家都清楚我们每天吃的药是什么。抑制我们伤害的冲动，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冲动。抑制我们自由的思想，不羁的灵魂。抑制我们人生的可能性，即便除了我们两个以外，大家都觉得他们在抑制惨剧。
我想念松节油的味道，想念手尖沾满了不同颜色的油画颜料，想念我的家，想念我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就在门外。”医生突然说。他的表情肃穆而庄重，眼神死死地盯住我们的表情。
不出意料地我们在玻璃门上看见了母亲瘦弱畏缩的身影。可以隐约听见门外的警察劝说母亲进来，可母亲却推搡着拒绝，甚至后退想要逃开。
她说不要，不要了。
我回头看见姐姐的失落焦急的眼神，像那雪中旺盛的火源。
那个晚上的火太大了。大到现在想起来还会热出细密的汗，手心脚底却冷到彻底。家楼底下的雪全被大火烤热融化了——那是两步之遥的小区保安室。是我准备的汽油，大多是食用油，但事实证明一样有效；姐姐准备的易燃品，她还把我们失败的油画一起投了进去。
我们一起趁那个逼我们叫他陈叔叔的保安睡熟的时候撒上了汽油，铺满布料油画，点了火柴。我们从外面把门拴住了，栓得死死的，然后躲得远远的。我们并没有想要杀死他，只是想警告他一下，他也如愿逃了出来，只是全身中度烧伤。
那天晚上的黑夜亮得离奇，被火烤红的夜也冒着腾腾热气。
冬天要过去了，春天要来了。我们也不自觉地开心起来。
姐姐哭着趴在我身上，她哭个不停。我知道她不理解，为什么母亲会这么害怕地看着我们。陈叔叔不止一次找借口上我们家，对母亲动手动脚，母亲胆小又懦弱只能吃哑巴亏。
一次次愈演愈烈。
我们做错了什么？不过是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但是我们始终是怪人。我们的确是怪人。姐姐哭着嚷我们长成了让母亲都害怕的人，她没有办法忘记母亲叫来警察，一边不舍地握住我的手说，你们要互相照顾，又匆忙放开手别过头去咽呜的场景。母亲想看我们，多看我们几眼，却又忍住了。
她害怕我们，我很早便发觉了。姐姐说着，她几乎哭岔气过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我的眼泪也没有断过。
在第一次发现我们自己从楼梯上滚下去，然后诬陷同学的时候；在第一次从老师那儿偷来手机给母亲用的时候；在我们两人一起画出第一张母亲的画像的时候。她的眼神里都有那种不可避免的恐惧感。
我猛摇头，摇得头快掉下来一样，母亲只是不希望再这样下去。她知道我们需要改变，必须要改变。她也不舍得，但是她是世界上唯一希望我们能好的人。她希望我们好。
不要怪她。
并不怪她。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心理医生问。他摆出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让人很讨厌。
姐姐还是抬起了头看着他，我们都在等着他说下去。
“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活着吗？”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活着。我们心想。
他说：“并不是因为你们只能这么活着，而是你们选择了这么活着。你们来这里已经有近一年了，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撬开你们的嘴，让你们对别人说任何一句话。不管怎么隔开你们，住在隔壁，或者住在两栋楼，你们永远都朝着对方的方向睡。让你们几天不见面也没有用，你们知道对方在哪里，你们一点都不急。其实你们也知道，该怎么办。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你们心里都清楚要怎么办。”
他看着我们，像是看进了我们的灵魂。
我和姐姐没有对望，她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心里清楚得很。近半年来，我们开始慢慢认识到这个局面要怎么打破：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必须先死。在我们选择对方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和这个世界正常的相处。我们之中，必须有个人死去，另一个人才能同正常人那般，不得不融入社会，不得不对其他人张开嘴。
我们都清楚。只是或许这并不是眼前这个医生以为的我们清楚的方法。
可是你们还有不知道的，心理医生继续说：你们的母亲，你们那个无辜的母亲正在等着你们，这个世界也在等着你们。你们自己不走出那一步，你们可怜的母亲要怎么办呢。
我们愣了一愣。只是四分之一秒。
妈妈啊妈妈。我们可怜的母亲。
没错，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姐姐和我。不管其他人多么无关紧要，可是那个女人比谁都重要。
姐姐望向我。她在说，我们那个苦痛了半辈子的母亲该怎么办呢。
我回握住姐姐的手。我知道，我知道了。她的大眼睛烧着光，似是在煮着一锅岩浆，随时都会溢出来。我亲爱的姐姐，她这么美，虽然跟我相差无几，眉眼还是比我更媚些，嘴角还是更多情一些。本想这辈子就与她相依相守，我更擅长调色，她更擅长画形，我们可以在一起画一辈子。可这辈子，大概也只能有目前为止这么长了。
没事的。我的安慰她。我们总会想出办法。

在医院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请求了一个非治疗时段跟姐姐见面，小时候母亲帮我们理发，现在我们互相给对方理。那天的太阳很好，我想着姐姐要是能在那样的阳光下画画，母亲笑着陪在旁边，那是多好的一副景致。
我坐在那张半高凳上，脚够不着地面来回晃，脖子也有些闪躲。
姐姐皱着眉，她说妹妹不要怕不要怕。她握着剪刀的手颤抖得厉害。
嗯，姐姐我不怕，从前的生命的每一刻都有你有我，但不管对你还是对我来说，都永远有一个更重要的人需要我们守护。
冰凉的刀背蹭着我的脖颈，削去的头发粘在衣服缝满是汗的皮肤上。
这是最后的时光了。
医生在收拾行装的那天晚上问我：为什么是你。
我没有理他，很久以后才转过身看了一眼默默站了几个小时陪着我的他。
我断断续续，尽力吃力地表达着说：我们的母亲，她至少需要一个正常的女儿在她身边爱她，被她爱。而我希望，那个人是姐姐。这件事姐姐没办法做，我也不舍得让她同时失去两个人。我们都明白，必须是真正意义的分别才能断了我们对各自的念想，要很远，真的很远，并且不让她们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我只能走。
我的姐姐很爱我，很呵护我，从小跟我在一起，不容我受伤，什么都替我做。她很爱很爱我。
但——我更爱她。我必须去承担这件事。她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她也会替我好好待在母亲身边。
医生又问：那你真的准备一辈子都不回来，一辈子都不和她们见面了吗？
我笑了笑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走以后姐姐不得不开始学习如何和其他人交流，她会继续她的油画事业，和母亲在一起很好地生活下去。
而我，我不确定，在我剩余的人生中我或许会反复不断地画着自画像。我身边那些此刻还未曾相遇的陌生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画的真正是谁。
姐姐啊姐姐，我知道，我知道。失去世界上另一个自己，并不好受。
但是，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