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一位作家，似乎很难绕开他的人生经历，单纯去关注他笔下作品所展现的深度与广度。比如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1954年，他出生于匈牙利东南部的久洛。大学毕业后，年轻的他内心激荡着与文学前辈米兰·昆德拉相似的念头，相信“真正的生活在别处”。于是，他四处漫游，当过矿工，做过乡村文化站的站长，更成了三百头牛的守夜人，“一个口袋里装着《火山下》（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瑞的小说），另一个口袋里装着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样的经历，铸就了拉斯洛日后的写作。1985年，小说《撒旦探戈》的问世，开启了他写作的高光时刻。而他此后的诸多作品（《仁慈的关系》《反抗的忧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则更像是对这部成名作的不断延续与强化。具体到《撒旦探戈》，熟悉西方现代文学的读者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拉斯洛的文学师承：卡夫卡的异化、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托马斯·伯恩哈德的癫狂。即便如此，拉斯洛终究还是要做他自己。当他看过了太多西方文学经典作品之后，他渐渐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找到了更多惊喜：他成了李白的忠实“粉丝”，不仅沿着这位唐代诗人的人生轨迹，在陌生的东方大地上找寻千年之前的古老中国，更从李白笔下那些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诗句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共鸣。

　　然而，《撒旦探戈》却并不浪漫。故事发生在一个废弃的匈牙利村庄。连天的暴雨切断了它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联系。人们聚集在夜晚的酒吧里喝酒，聊天，自顾自地跳起了凌乱的探戈。这意味着，谁都不能从书中读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似的豪情。相反，拉斯洛用他标志性的长句真真切切地颠覆了所有浪漫的想象。叙述的底色是晦暗的，词语是凝滞的，就像连天暴雨后裹挟着太多砂土碎石的洪水，不间断地冲刷这个位于世界边缘、摇摇欲坠的村庄，直到把看似正常的生活摧毁殆尽。

　　正如拉斯洛所说，“某种无可遏制、令人疯狂的混乱不断打乱人们原本相信的秩序，破坏了正常的条件反射，使未来变得诡秘莫测，过去变得无法记起，日常生活也变得杂乱无序，最终人们只好默默地认命”。这是他在小说《反抗的忧郁》里写下的一句话，精准地击中了他所有创作的靶心。拉斯洛曾被誉为“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因为所谓的“乌托邦”，充其量不过是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不切实际的空想。

　　而留给《撒旦探戈》的则是一次伪装成“乌托邦”的欺诈。小说中，骗子伊利米阿什伪装成诗人的模样，与同伴裴特利纳一起来到村子里。起初，他信誓旦旦地宣称，他要带领村民脱离贫困生活的荼毒。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拉斯洛笔锋一转，不急不缓地揭开了真相：伊利米阿什想要编织一张覆盖全国的“伊利米阿什之网”，将所有村民统统网罗其中，充当他的门下走狗。不幸的是，受够了贫困生活的村民不仅没有看穿他的把戏，反倒心甘情愿地交出一年收成，坐等幸福从天而降。

　　问题是，哪里有什么不劳而获的幸福？伊利米阿什更不会是驾着方舟，穿越洪水，拯救众生的诺亚。从天而降的除了瓢泼大雨，还是瓢泼大雨。相似的一幕出现在《反抗的忧郁》里。小说中，突如其来的霜冻阻隔了人们回家的路。一辆迟到的客运列车更引发出人性深处的荒诞与癫狂。所有不愿被抛在穷乡僻壤的乘客，抱持着“能够占据一个自己有权占据，但是总体数量有限的座位”的想法，“一哄而上地抢着去拉那些已被冻得很难拉开了的车厢铁门”。

　　毫无疑问，这就是癫狂。这样的癫狂，与《撒旦探戈》里的村民如出一辙。但拉斯洛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人性的鞭挞。在他看来，如此行径，不过是要“把现实检验到疯狂的程度”。好在，他并非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他很清楚，生命的存在就是一出喜忧参半的悲喜剧。悲喜一旦到了极致，也就成了癫狂。这就像时时萦绕在他耳边的探戈舞曲——有时，它是喜悦、快乐的代名词。但更多的时候，它又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愤怒与悲凉，从开始延宕到结尾，循环往复，始终用它残忍的调子讲述着同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