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边疆文学》杂志当编辑，是我这大半生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我本科学的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除专业书外，平时还爱读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著作。毕业后，我想去文学杂志做编辑。那时候，我很自负地认为我有能力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应该能当一名好编辑。《边疆文学》是我的不二之选，因为它是云南的省级文学期刊，而云南是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世居民族有26个。那些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让我着迷。多彩的文化，必然会孕育出多彩的文学。

抱着这样的憧憬，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做同一个梦，梦见我发掘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作者，他（她）在我的帮助下一步步成长，最后成了非常著名的作家。待我退休了，他（她）路过昆明，都给我打个电话说：“老田，还能喝酒吗？要不出来喝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快我就发现，许多人投来的稿子是有很大不足的。我记得我退掉的第一篇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男主人公是一个外来游客，女主人公是本地某村寨的少女，他们在火把节上相逢，然后作者就用了很长的篇幅对火把节及其文化意义进行了介绍，那些介绍性的文字全都脱离于情节。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初学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者，都有一种想法，就是一定要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符号放进小说文本里，即便它们与小说本身毫无关联。我非常理解他们想要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代言的愿望，但文学文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并非加入了民族的文化符号，小说就因此变得优秀了。

有一次编前会上，一位前辈提出想发表一个傣族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我一下子想起这位青年作家投给我的另一个中篇小说，对比之后，我提出用我手头的这篇替换掉同事说的那篇，我认为我手上这篇写得更好。它写了一个傣族家庭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但展现出了他们相同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珍贵情谊。小说虽然没有华丽的语言和炫目的技巧，却十分珍贵，能让人从中获得感动。大家商议过后，认可了我的建议。在《边疆文学》，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编辑之间不搞排资论辈的那一套。那篇小说也很争气，发出来后，迅速地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了。

有一天，我收到云南迪庆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小说。阅读完小说，我发现这位藏族青年作家有着很深的哲学功底。他在作品中思考的是古老的藏族传统村落应该如何迎接现代文明？越野汽车、电脑和智能手机进入村庄后，人们对它们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很欢迎汽车，尤其是越野能力强的汽车，因为它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却排斥电脑和智能手机，认为孩子们容易沉迷其中。从这篇小说中，我看到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现代意识，于是毫不犹豫地发表了。

很多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都做好了充分的阅读准备。有一位彝族女诗人，我认为很有代表性。她是一名博士研究生，饱读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有没有《查姆》？《查姆》是彝族的史诗，我手头正好有一套彝汉双语的，于是就送给她了。她读完之后，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改往日的风格，写出了很多跟彝族民间文学有关的好诗。有时间的时候，我也会读她的评论文章，她在这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笔墨。她的评论学理性强，论证有力，有一种实证精神，可她的诗歌却有一种巫性。在她的诗歌中，每一个民族文化符号都用得很贴切，像溪流一样自然，看不出雕琢的痕迹。作为诗人的她，始终保持着情感和认知的中立，既不傲慢也不卑微，她不是要为某个族群代言，她就是这个族群的一分子。这一点，让我特别羡慕。我也进行文学创作，也写过我那酉水河边的土家族村寨。可是我写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名读者审视故乡，总有局外人之嫌。

说到酉水河，我想起另一位彝族女作家，她的笔下也有一条河，叫清水河。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时，她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毕业了。她出生于清水河畔的彝族村寨，但很小的时候就搬去了城市。由于距离不算遥远，她会经常回去，那里有她的宗族，有她斩不断的根。她游离在都市与民族村寨之间。她享受过都市文明带来的便利，却又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割舍不下，清水河像脐带一样连接着她和那个彝族村落。她用温暖的目光去打量父老乡亲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与情感，她知道传统文化中哪些应该摒弃、哪些需要继承。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没有声嘶力竭的抒情，恰好又是这种节制让人读起来热泪盈眶。

去年，我发表过一个小伙子的处女作，是一个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彝族青年的故事，他在昆明当老师，只要千里之外的故乡有民俗活动，他就会风尘仆仆地赶回去参加。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对“芒部”地区一些鲜为人知的民俗活动进行了细致的书写。我觉得他写出了一种在云南普遍存在的生活状态，用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讲，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意思的是，作者是汉族。不用实地调查我也知道，这位作者一定跟彝族同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知不觉，我已经当了十多年的编辑。这十多年里，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后生可畏。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青年作家，我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总能带给我崭新的感动。我一直有一个很主观的观点：评判一个文学作品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跟读者产生共鸣。共鸣分为两种：一种是情感上的共鸣，我称之为“共情”；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共鸣，我称之为“共理”。它们遵循不同的美学。共情遵循的是抒情的美学，共理则遵循思辨的美学。没当编辑前，我错误地认为这两种美学相互排斥，难以兼容。现在，我意识到了，它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文本里共生。

我从不敢以一个老编辑的姿态指导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相反，我很担心他们不搭理我。所幸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朋友。有时候，我们之间会发生一些碰撞，过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了新的收获，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碰撞。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只要这现象能够持续下去，我有理由相信，我年轻时的梦想就能够成真。

                                                                                                      （作者系《边疆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