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因通过作品呼吁人们关注人性、回归良知，反对战争、暴力和不公正，倡导和平、正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被称为“德国的良心”。他著名的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批判了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毫无意义的苦难。

　　这个少年在高中时应征入伍，受了重伤，在高烧引起的昏迷中回到一个临时医疗站。他仔细辨认周遭环境的细部特征，最终确认了这个临时医疗站正是自己的母校；而自己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臂和右腿。此前他一直在猜测自己受伤的状况。在层层纱布被打开，谜底被最终揭晓之前：“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灯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缩成一丁点儿的白团团，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早产儿。”战争使“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成为一个“嫩弱的早产儿”，无助地面对这个钢铁巨兽般的世界。

　　小说的情节和视角，在反战小说中都颇为特别。此外，小说中还有几个独特的细节值得关注。在和平时代再平常不过的水，在我们的水龙头下哗哗流淌的水，在战争中显得如此珍贵。小说这样描述：“我喝着，这是水，水有多么甜美。我的嘴唇触到炊具了，觉得是金属做的。想到还会有好些水要涌进我的喉咙里去，这是一种多么舒服的感觉啊！”淡而无味的水，在战争年代成为“甜美”、带给人“舒服”感觉的饮品。小说在这里强调炊具的金属质地，也是为了突出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小说结尾，“我”认出那位给“我”水喝的疲惫苍老的消防队员，正是母校的门房比尔格勒，于是喃喃地说出了一个在当时情境中显得颇为奇怪的词：“牛奶……”

　　往前追溯，就会发现，“牛奶”一词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比尔格勒唤起的，是“我”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学校生活的回忆。学生们曾在比尔格勒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那间小屋曾散发着热牛奶的香味、尘土味和烟草的气味……而现在，也许那些死去的士兵，就躺在那间灰蒙蒙的小屋里。死亡的气息，牛奶与烟草的气味，正分别对应着“战争与和平”。

　　重回和平时代，水、牛奶、烟草，也会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但是只剩左腿的“我”，该如何喝水、抽烟呢？更重要的是，要如何面对战争创伤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无尽黑夜？

　　伯尔的另一个名篇《在桥边》，篇幅更短，应当可以归入微型小说。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在桥边》视为《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续篇。小说中的“我”，被定位于这样一个角色——“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这里的“他们”，曾经发动战争；如今又用另外一套秩序使系统运作。两套秩序有一个可怕的共同点：以数字来证明功绩。所不同的是，前者计算的是死人的数目，后者计算的是活人的数目。这样再来读小说中这段文字，就会感受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

　　而“我”在他们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之后，又该如何与自己缝补过的腿，还有不能缝补的心共处呢？“我”找到了一种救赎自己的方式——爱上一位可爱的姑娘，而且绝不将她纳入那个计算系统中。那位姑娘有着长长的棕色头发，每天迈着温柔的脚步，经过那座新桥，走进她工作的冷饮店。她绝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即使在他们派了一位主任统计员来检查“我”的统计数字是否准确时，“我”也不能将心爱的“人”变成冰冷的数字。而对于这份热烈疯狂的爱，“我”从未抱有希望：“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只要能远远地注视她，生命就有了热力，有了意义，世界也不再是枯燥的报表，不再是“他们”控制的牢狱。

　　爱本身就是救赎，并非必须通过爱的回馈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