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麻将），只有打牌（麻将）可以忘记读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句名言。可见，梁公有两瘾，一瘾是读书，一瘾是打牌，梁公还有第三瘾的，自然是文瘾，写文章亦是其大癖，何以梁公不说他还有第三瘾？

　　估计是，文瘾隐在两瘾中。因为瘾了读书，所以可以写作，这个不奇，读书者未必写作，写作者必然读书，读书与写作两不误，两相宜。对梁公而言，读书已在构思写作，写作凭仗曾经读书。若说读书与写作是水乳交融，那么写作与打牌则是水火不容。梁公之奇处是，一边打牌，一边写作，一边说：我和牌了，一边说：我完稿了。梁公很多社论是在牌桌上写的，他口授，人记之，一回合牌毕，一社论文成，梁公真奇才。

　　梁公把牌与文两件水火事，合二为一，到底不曾形成双赢局面。梁公打牌，人称“宋公”，打牌是十有九输，宋者，送也，专门给牌友送钱去也。不过，牌友有打牌哲学：牌场得意，情场便失意，情场得意，牌场便失意。这打牌公式套在梁公身上便是：文坛得意，牌场便失意。

　　梁公形而上者，给自己人生出的题目也大矣，他要搞诗界革命，要搞小说界革命，更要搞政治革命，抱负天高地大，却也那么形而下，嗜爱打牌，似乎不可想象，却又并行不悖。其中缘故，是梁公在给自己人生赋予革命主义外，还提倡人生趣味主义。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梁公自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

　　梁公这篇文章中还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公读书，梁公写作，梁公打牌，都是“做得那么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打牌十打九输，算是很失败，梁公“就在失败里也感觉趣味”。

　　梁公说人生当将“以趣味始，以趣味终”，那么何为趣味？“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而赌钱、喝酒、做官，则非也。这自是梁公式定义，赌钱与做官，确不合趣味主义。很多人，比如魏晋刘伶与阮籍，还把喝酒当人生最大趣味呢。梁公这里把游戏也列入趣味主义清单里，无他，他的趣味是爱打牌。

　　梁公牌瘾有些大。好友严范孙曾说，某日，严老喊了一声：三缺一咯。梁启超穿着一身长袍，长袍带风，风吹长袍，飙地去了，茶尚没倒，先把麻将倒得哗啦哗啦响。可听声的不只梁公一人，亦有人听到后，跑了来，三缺一成了四余一。梁启超脑子一拍，发明了五人麻将玩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里的做梦家，貌似不是做庄家，大概是不能参与，先做个打牌的美梦吧。

　　李渔叔的回忆更可证梁公牌瘾大。李公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他在日本时，梁公亦在东京，常常往来于横滨，与诸位做彻夜谈。谈来谈去，谈得也没话题了，梁公突然兴趣大发，提议要打牌。三更半夜，买牌的地方都没，梁公急得团团转，忽见李渔叔柜子里有一盒名片，梁公手舞足蹈，说，有了。拿名片反面，用笔画啊画，画“天地人鹅”。

　　这非麻将，而是骨牌。骨牌在宋朝就有，《红楼梦》里贾母特别喜欢抹骨牌。夜阑人静，月明星稀，李渔叔等人已是困倦不已，渐入黑甜乡，梁公却是兴致勃勃、聚精会神，在灯下画啊画。已知东方之既白，李公翻身起床，见梁公仍在桌前灯下，画啊画。听得梁公一声叫：画好了，来，可以打牌了。果然，一副骨牌，齐斩斩地画好了。胡适论梁公：“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果是。

　　梁公手出“幺蛾子”（源自牌九术语“幺鹅”），口出“新文体”。“幺蛾子”成就了“新文体”，说到底是梁公趣味主义之生动实践。只是，以打牌为人生趣味，这个认不得真，人生多多践行趣味主义，这个可以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