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已经75岁了，对他来说，接受采访是一件比写作困难得多的事。他的直言与坦率，会让初次见面的来访者被迫卸下伪装。

　　“你不要介意”——梁晓声用温和的语气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被采访，面对一个陌生人，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要“特别地不允许自己走神儿”；各式各样的大型讲座或活动，台下乌泱泱的听众，或许“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读书的”。这些都让他心力交瘁。

　　有时候，我很感谢坐在他身边安静聆听的皮皮。皮皮是一只5岁的泰迪，它多少调和了偶尔紧绷和阻滞的气氛。采访开始前，梁晓声搬来一张竹藤椅挨着自己，那是皮皮的专座，凉快。梁晓声冲皮皮喊：“上来开会！”皮皮犹豫了一会儿，跳上了竹椅，一面继续吐着舌头散热，一面缓缓向靠近梁晓声的方向匍匐下来。

　　带着温暖与善意进入人间

　　2021年，梁晓声那部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被改编为电视剧，并势如破竹地冲上2022年收视率第一，创下央视一套近5年来同时段的收视新高。

　　彼时73岁的梁晓声，借此被更多年轻人看见。人们发现，他笔下那个遥远的时代，竟持续散发着鲜活热忱的气息。梁晓声的笔与他的眼一样，总愿意带着温暖与善意进入人间，于细微处提炼真实复杂的人性，在席卷个体的时代罅隙里，也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写作近半个世纪，梁晓声没有请过助理或帮手。人到晚年，生活要做减法，留下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如今，他住在北京一隅的旧居，一人一狗，白日清闲。每日写作至少8小时，以纸为棋，日拱一卒。他喜静，养兰花，用各种方法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稳定。

　　梁晓声的书房既用于写作，也用作临时会客室。一面墙的正中央挂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油画像，另一面挂着三张风景画。其中一张油画是市场上花250元买的，其余两张是从曾经的挂历里裁剪出来的。日子过期后，梁晓声觉得挂历里的图画怪好看的，不想浪费，遂摘下，裱起来。写作50余年，他仍然坚持手写，《人世间》115万字，全文钢笔手写。如今，他每天最少写10页稿纸，3000字左右。随着年龄增加，他越来越容易眼花，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于是格子纸也用不了了，就在白纸上写。

　　稿纸左侧有两只相框，分别是梁晓声已逝的母亲和胞弟。右侧则躺着一红一蓝两支笔。蓝色写初稿，红色做修改。近年来，梁晓声对自己的写作变得挑剔，以前常常等全稿写完后再润色，现在可能“一行字写下来，马上就会感到多了几个字，然后随时用笔勾一下”。

　　他也偶尔刷短视频，换一种方式关心近处和远方的人世间。他看养花养草、小猫小狗的短视频，从自媒体博主采访工人的三言两语里，窥见时代关切的不同。

　　写作是毕生的事业

　　梁晓声说，只有写作这一件事，是他“只能做”而且“唯一能做好的”，因而投注心血，因而感到得之我幸，当作毕生事业。

　　各自的时代里，“人应当如何为人”，是梁晓声永恒的书写主题之一。写作40余年，梁晓声笔下未曾有过英雄式的主人公。从最早的“知青写作”，到东北城市工人阶层的悲欢离合，他擅长用文字修补从今天回到过去的道路，从尘土里打捞起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那个被苦难和动荡冲刷过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有信念的时代。

　　很容易推测梁晓声是性善论的拥趸，至少，他相信心灵与精神能冲破肉体和环境的桎梏，抵达更遥远、更广阔的地方。可梁晓声绝不希望读者只将他的故事视作现实主义。多年来，他描述和竭力传达的，一代人的激情与勇气，守望与理想，更多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现实的愿景。

　　梁晓声在哈尔滨一个工人家庭长大， 他的童年经历过一些贫穷与窘困。但正是在这样“穷愁”的童年里，梁晓声从父母身上学会了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价值和伦理。“困难时期”的一天，梁晓声到母亲工作的厂里，爬上那儿的榆树，撸了一口袋榆钱儿，回家路上，却被一群饥饿的孩子抢了去。梁晓声向母亲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人类本能的良知、温厚、德行，承托了梁晓声对这个变动世界的感受，润物无声。

　　大学毕业后，梁晓声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辑。“最初的想法非常质朴，就是希望以后能做一个喜欢读书，业余时间可以写一点作品的从业者”，后来“一不小心”获奖，再到加入作家协会后，“实际上你就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别人也把你看成一个作家了”。

　　此心未歇

　　同时代作家叶稚珊曾撰文描述她见过的梁晓声，北京作家们出发开会前聚集首都机场，“无论是在贵宾休息厅还是在普通候机大厅，只有晓声从不用拉杆箱，从不西装笔挺，他拿一个最普通的超市赠送的布袋，没有杂物，里面放一个一看便知用了不短时间的枕头，另一个护颈的圆枕提在手里或干脆架在脖子上”。

　　这样一个梁晓声，对“这一代人”之类的说法持抵触态度，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老有人在他面前硬要他谈谈“这一代年轻人”，他甚至曾直接将人轰走。他不明白，为什么媒体和外界总是要求一个老人来谈论年轻人，“你们自己看不到吗？”

　　在梁晓声看来，不同时代的人兼具共性和特性，而身处其中的人，更不能用“群体”草率概括。

　　他曾经历过群体意识强烈的时代，却始终看得见个例和特例。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敏锐，贴身细嗅感知到的真实，与被数据和流行文化筛出来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梁晓声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除了学校里的学生，外面的后辈也大都发自内心拿他当老师。

　　在2023年完成的中篇小说《遭遇“王六郎”》里，梁晓声描述了身为作家的“我”，偶然认识了一个爱写诗的少年“王六郎”，在后者的屡次拜访中，渐渐了解这个文学青年如何处理自己的同辈、家庭与爱情难题。

　　多年前，他的确认识一个“写诗的青年”。梁晓声给后者的诗写过评论，在青年陷入困境时提供帮助。有一年，青年告诉梁晓声，自己家里的麦子要收了，只有老父亲一人收麦子，梁晓声让对方赶快回去，还愿意给那孩子出车费。可过了一段时间，青年又出现了，“他说，我在考虑我的诗”。这让梁晓声很光火，他回忆道：“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尤其是老父亲在家里收麦子。”

　　人到晚年，梁晓声没有感受过那种惶然的孤独。“我就是一个老者，（再过几年）我也不写作了。我在有些地方看到一些老人，他们非常安详地坐在家门口，或者坐在什么地方的椅子上，那么望着街景，你要问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可能也没在想什么，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放空，也不必去旅游，我觉得那样也挺好。”那是梁晓声向往的一种宁静的状态。

　　告别前，他还转头问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你们“只能做好的那唯一一件事”是什么？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问心。

　　                                                                                                                  （ 摘自《青年文摘·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