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学界、读书界、科普界，对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名字并不陌生。他的《论人性》《蚂蚁》《半个地球》等享誉世界的著作，已翻译成中文，为不少读者所熟悉。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有心人都注意到这位科学家对人类地球家园的热爱和保护家园的真知灼见。

　　但是，威尔逊对地球环境恶化的警告，因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侵犯的呼吁，特别是他的著作被翻译引进后的反响，声音还是微弱的。他的著作没有形成“热搜”，没有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基本素养，更没成为职场、闲暇时间里的热门话题。

　　“研究蚂蚁的”？在世俗生活中奔忙的人，乍听到这个美国老头研究的领域，就先兴趣不大。不妨回顾一下近四十年来我国出现的读书热点：有一个时期，有关皇帝的小说和电视剧迷倒不少人。封建皇帝如何耍手腕，如何搞阴谋诡计，如何恩威并施，如何亲近利用封疆大吏又找借口杀死封疆大吏的故事，是酒桌上的热门话题，人人都有心得体会。我有一位过去从不看小说的同学，受单位读书热的推动，告诉我正读曾国藩，已知《挺经》；好像这些小说、电视成了职场指南。

　　急用先学，学了就要用。不知那些读了关于清代皇帝、中兴之臣的小说，每天迷于看皇帝剧的衮衮诸公，是否从此就仕途通达，步步高升？

　　为什么威尔逊的书没在中国热起来呢？

　　生物多样性基金会主席、半个地球项目联合创始人葆拉·埃尔利奇说：“埃德（爱德华的昵称）梦寐以求的是追寻知识的纯粹喜悦。”威尔逊研究蚂蚁，从蚂蚁的生存状态破译人类社会的组织密码，他又研究人性，向人类社会提出警告，是从“追寻知识的纯粹喜悦”派生出来的观点。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不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万物平等的、多样化的、和谐的世界。

　　威尔逊的一生，是科学精神贯穿始终的伟大一生。什么是“科学精神”？我国著名的物候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1935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阐明他对科学精神的理解。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利害与是非》。竺可桢写道：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一跻而达于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争抗，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从欧美移来种植的花必先具备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育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次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座地处中国东南的大学，曾被誉为“东方剑桥”。《利害与是非》一文，从国联的报告书看出中国遗留的强国方略有问题，他办大学，首要是改造社会。今天，我读他90年前的精辟见解，还在点头称是。

　　威尔逊的多种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被我国引进了。如果单纯学习生物学知识，我们从其他书里也能获得，但要学习“追寻知识的纯粹喜悦”，学习竺可桢前辈阐释的“科学精神”，我们应该读读威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