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敏:我的投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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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投稿生涯
1971年我19岁,当了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星期天去公社开会,会上发下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文化馆一度改名)油印的《工农兵演唱》,上面有大鼓书、山东快书、小剧本等,我想,这些我也能写。我的投稿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这期间收到过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来的一封信,鼓励我。第二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我到县里去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那一纸通知在我们村里引起的轰动比我后来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还要大得多。我们那个小村子,还从来没有人到县里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
县里的五天文化工作会议开完,我又被留下来参加县文化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恢复了原名)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为期一个月。学习班结束后,我在学习班上写的独幕戏曲剧本《支农新曲》,由文化馆搞音乐的乐手配了吕剧曲谱,油印出来,下发全县。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虽然是油印,没有正式刊号、书号,对我而言却是莫大的鼓舞。再过一年,我写的两个独幕戏曲剧本《根深苗壮》《出车之前》由公社组织排演,参加全县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获了奖,春节期间全公社巡演。那是我写作中最初的“高光”时期。
然而,我没有沿着那条戏剧创作的路继续走下去,我的写作形式很快发生了变化。我的散文《红石峰随笔》1974年9月24日《大众日报》正式发表。再过十年,我又开始写小说了。难以道尽几十年的投稿生涯中有多少酸辛,多少曲折,多少磨难。石沉大海自是寻常,最常见的是稿子原样退回,夹一张打印好的千篇一律的好像客气又像无情的退稿信,能收到一封编辑署名的亲笔信那是稀罕事。也会有编辑在亲笔回信中把稿子说得一文不值,甚至贬到了投稿者的写作能力,用语刻薄,令人羞愧。三十几年过后,近年来把那时候被退稿的中短篇小说再投出去,发表以后,竟有素不相识的文学朋友辗转打听到我的通讯方式,告诉我说,他们把我的小说发到了微信群里讨论,文友们说我的小说有新东西。我写于三十年前的小说,现在发表出来,居然被文学朋友发现了新东西,看来文学的“新”与“旧”并不完全由时间来界定。
我的投稿生涯中也有难得的幸运,让我铭感于心。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于“小说界文库”出版以后,我就主要写长篇了。沉潜八年完成的“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定稿打印出来,一并寄给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张海珊。四部长篇稿子寄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久久等待,两个月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即邀我去济南签合同。那时候,这四部长篇张海珊只看完了三部,有一部还未看,便作出了总体判断,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路英勇先生即据此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说,稿子能让张海珊看中,可不容易。我笑了笑,深感幸运。
好像我的投稿生涯随着“黄金四书”,也进入了“黄金时期”。2008年5月上旬,我把“黄金四书”第二部《金童话》电子稿发给《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那时他还兼任《西部·华语文学》主编。稿子发去只一周,林建法先生打来电话说,《金童话》只看了一半,决定第7期发表。一个月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在万松浦书院联合举行“黄金四书”先期问世的《悬挂的魂灵》《金童话》研讨会,嗣后,林建法先生又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编发了“陈占敏评论专辑”。那个研讨会上林建法先生热情的话语仍在耳边,可是他人已远去了。
投稿生涯的“黄金时期”过去,我的投稿又进入了新的低谷,往往是编辑看中了稿子,却被发行否了。决定一部书稿命运的不一定是文学质量,不一定是编辑,而可能是市场效益。编辑每每向我慨叹,如果倒退几年,绝对没有问题。文学,出版,似这样受制于市场,受制于发行,难道只是投稿者的困境,而不是文学、出版的困顿吗?
感谢上苍,我大病手术后改定的“乡思三部曲”出版面世,而且我还译完了《德伯家的苔丝》,接下来又译了哈代的另外五部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卡期特桥市长》《远离尘嚣》《林地居民》。回想起来,我的大半生命,是在写稿投稿中度过的。谁知道我的大病与这写稿投稿有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