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在1981年出版后，曾在青年读者中引起热烈的议论。傅雷、傅聪父子在通信中的话题，让读过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小说的读者，看到了译者对艺术的真实感受和真知灼见、对东西方文化的独家评论。这本父与子的通信，为什么会成为热门书呢？

　　我认为，（1）当初书信的读者只有一个，是傅家父子远隔重洋的对话，是私密的心里话；（2）书信除了父对子的殷切期盼，更多的是对艺术、音乐的欣赏和分析。父与子是平等地水平相当地交流 ，几乎没有一句高高在上的严厉训诫。父亲发球，儿子能接住，发球者就更兴奋，像狮子在搏斗。家书公开出版后，有了无数收信者，等于是写给大家看的家书。家，扩充为国；对文艺青年来说，这本书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营养；（3）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从书中看到了一个家庭教育成功的典型，加上傅聪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更放大了《傅雷家书》的影响。在大城市，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买钢琴让儿女学琴，蔚然成风；（4）傅雷给儿子写信，也塑造了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书信中的傅雷，“又热烈又恬静 ，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傅聪能成为国际性的钢琴家，除却他在优越条件下的个人奋斗，离不开父亲给他的不断激励，真正是“家书抵万金”！

　　傅雷靠译书生活，住在自己买的上海小洋楼里。他把人的尊严建立在自食其力上。他自印的稿纸上，署的是“疾风迅雨楼” ，竖格17×40=680，是自创的标准化的个人用稿纸。杨绛在回忆傅雷时说，她羡慕傅雷的书房，在书房里，需要什么工具书，人不必起来，伸手可得。是啊，稿纸是田，傅雷是牛，坐在书房里就是牛耕田。我们把著书立说形象地比喻为“笔耕”，这就是了。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傅雷家的日历，是保姆每天撕的。有一天，他的夫人顺手撕去，傅雷就让夫人粘上，说怕保姆不细看，再撕一张。傅雷用现代管理企业的制度管理自己，只想当一个本分的翻译家。

　　傅雷虽是个体户，但当年上海市还是给予了他几个名誉职位。他既然接受了党和政府给予的职位，就表现积极，开会抢着发言，对他熟悉的文化出版翻译工作提建议，对工作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表现得比公职人员还着急。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致推荐傅雷当团长或是组长。傅雷不辱使命，总是把临时工作当作正式工作来做。他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说“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他很高兴地给傅聪写信，谈他对领袖讲话的敬佩。傅雷是个透明、真率、天真的人。

　　1958年，傅雷被补戴了一顶“帽子”。傅雷想不通，就闭门译书，翻译丹纳的《艺术哲学》。译稿送到出版社，因身份原因，出版社要求傅雷改个名字，以化名出版。傅雷是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光明磊落的君子，哪里能忍受？他把稿子要回来，宁可不出版也不向现实低头。其间，他把第四编《希腊的雕塑》手抄一份寄给傅聪。第四编六万字，他抄写一个月，平均一天两千字。傅聪读后写信给他谈读后感，傅雷高兴地回信：“我早料到你读了《希腊的雕塑》以后的兴奋。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正如一个人从童年到少年那个天真可爱的阶段一样。也如同我们的先秦时代、两晋六朝一样。”

　　在给傅聪的信里，他推崇《世说新语》，对魏晋人物的文采风流，傅雷歌之咏之，写起来，自己先已陶醉。他在法国留学，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特别是美术深入研究。回国后，他的名片上就印着“美术评论家”，这是他对自己在这一领域里的自信。他翻译巴尔扎克，研究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欧洲风俗。我读他的书，了解他的性格，知道他心底无偏见，他对一切高超的艺术和艺术家都满怀敬意。我读盖叫天的回忆录《粉墨春秋》，就是因为傅雷在信中的赞赏。1956年，傅雷写了万字评论，兴高采烈地赞赏赵树理的《三里湾》。我读过几遍，发现以傅雷之学养，万字长文没引外国或中国理论家的话，完全是他自己对《三里湾》的欣赏和分析，他还从小说创作的技术层面，提出美中不足的建议。

　　学傅雷，学傅雷的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我曾请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把傅雷给他的长信复印一份送我，我长期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俯首可见，如照镜子。

　　学傅雷，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