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征集的国旗国徽国歌来稿中，国徽图案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制工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全国政协的进一步协商讨论，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国徽，终于在1950年国庆节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国徽设计竞赛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国旗国徽国歌启事发出后，应征来稿中，国徽图案较少（设计稿112件，图案900件）。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时，只有张仃、钟灵设计的5个国徽图案，编印成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

　　张仃是专业美术设计家，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49年初，他受邀参与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担任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包括政协会徽、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邮票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包括纪念邮票设计）工作。张仃、钟灵等人根据政协会徽设计了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并配以齿轮、嘉禾、红绶。图案色彩鲜艳，象征含义丰富，已经超出了国徽征求启事上的要求。

　　在讨论时，洪深、贺绿汀、郭沫若、梁思成、徐悲鸿等先后发表意见，分歧很大。鉴于此，毛主席说：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由原第六小组成员继续承担拟制任务。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主要成员有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李宗津、高庄、罗哲文等）和中央美术学院（主要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分别进行国徽的设计工作。

　　为了赶在1950年国庆节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学者们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分别拟制了新的国徽方案。

　　梁思成受命修改图案

　　6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决定国徽修正案经“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

　　第二天，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沈雁冰、张奚若、张仃、梁思成、张光彦（记录如此，疑为张光宇——笔者注）出席。马叙伦首先发言说：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国徽中的天安门图案，正是中央美院张仃等人所一直坚持的。对此，梁思成提出“国徽并非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在图案处理上，他认为“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张奚若倒不反对用天安门，因为“它代表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但他认为图案中的“天安门”是唐朝式的，颜色上也要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冰说：“我对采取天安门的图形表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都在那里召集的。最好里边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约请梁思成，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让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并提出国徽图案中一定要有天安门图像。

　　6月12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家中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和朱畅中开会。梁思成传达周恩来的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思成和林徽因不顾病弱之躯，与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到国徽设计之中。

　　6月13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由于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决定后天将两种不同图样均带到会上最后取决”。

　　两天后的6月15日晚，马叙伦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会上，梁思成提出他们设计的新图案，并报告说：“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必须庄严稳重。”他提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

　　张仃也重新修改了设计，并写了《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国徽组对这两个图案进行讨论。

　　会议最后决定：“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清华大学图案获得通过

　　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其中一个议题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方案。会议已经开幕了，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时间急、任务重，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根据评委的意见反复讨论、不断修改，于6月17日再次提交一稿国徽图案及设计书。这次设计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需庄严而富丽”的规定，由红、金两色组成；符合“中国特征”规定，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代表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意义，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农，麦稻还寓意地广物博，以绶带系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整个图案，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在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下，五星红旗显得更加壮观、庄严、辉煌！

　　国徽审查小组就梁思成与张仃的方案进行讨论、比较。沈雁冰主持起草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记述了讨论情况。

　　6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的白墙前，竖立着清华和中央美院两个团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央美院的方案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侧面透视图，红墙绿瓦，前面是金水桥，上面是蓝天，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的方案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正视立面图，五星红旗点缀在天空上，周围是齿轮、谷穗和绶带，整个图案以金红两色相间，显得庄严、辉煌。

　　在展示现场，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各位评委的意见。他认为清华的设计方案综合了各种图案的优点，并提出：稻穗要画得向上挺拔一些。

　　同日，沈雁冰主持召开国徽审查小组会议。国徽审查小组最终通过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毛泽东亲自主持6月23日的会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国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将要悬挂在国家机构的重要场所。国徽设计只是第一步，还要做相应的定型、制作等工作。国徽定型设计交给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推荐了该系高庄教授。在国徽设计过程中，高庄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国徽代表国家，是政权的象征，不是商标”等观点，但在定型时，高庄却认为这幅国徽图案审美上是“自由主义”的象征，并因此与梁思成产生激烈的争论，乃至“工作中的斗争”。

　　为了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高庄觉得有必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鉴于国徽的图案是经毛泽东审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定稿，若再修改就从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范畴。高庄顶着巨大的压力，专门上书毛泽东，坦诚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据高庄的儿子高康回忆，当时看过这封信的许多人，每忆此事都无法忘记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开头。钟灵看后还曾劝高庄，“有点过火吧。”但高庄以强烈的使命感不为所动，递交了此信。毛泽东接受了高庄的意见。不久，中央派彭真、康克清到高庄家听取情况说明，并转达毛泽东同意进一步提高的指示。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设计塑造工作。

　　8月18日，沈雁冰在政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高庄就国徽模型塑造作了说明。其修改部分及理由为：绸带的修改——新图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凌乱琐碎；将非正图改为正图——易于仿制。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高庄塑造的国徽浮雕图案。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同时公布了国徽及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定型后，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人员赶制了第一枚木雕国徽，于1950年国庆前夕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1951年5月1日，沈阳第一机床厂精心制作的金属国徽（铜铝合金）取代了木雕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

　　国徽的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务完成后，政务院向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张仃等8位主要参加设计制作的人员颁发一份奖励：每人8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领取，将之捐给抗美援朝前线了。

                                                                                                                     （ 摘自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