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隽永，把平常之事写到心坎里且透露着浓浓的人情味，是孙犁先生散文的主要特色。看了先生的多篇散文后，不由得敬佩起其人品来，于是便想知道孙犁先生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好在孙犁先生写过《父亲的记忆》《母亲的记忆》，让我从中找到了答案。

　　关于父亲，除了《父亲的记忆》一文外，在其他几篇散文里，孙犁先生偶尔也会提及，得以让我较全面了解到孙犁先生父亲的品性和脾气——宽容、慈爱，极少动怒。

　　在《父亲的记忆》中，孙犁先生说，父亲对他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希望他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

　　12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本《京剧大观》，使得孙犁先生对京剧有了一些了解，成为他日后遭遇不顺，排解内心郁闷的一种方法：“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剧。”这便是父爱留给孙犁先生的力量，我想他在喊几句京剧时，一定会想起父亲。

　　1935年春，孙犁先生失业在家。因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他忽然想订一份《大公报》看看，但这近乎是幻想。因为他所在的村子既小又偏僻，几乎从没有人订过报纸（县城里都不一定有人订），且报费较昂贵，一个月要3元。妻子没有同意他订，没给他钱，孙犁先生便试着向父亲求援。

　　父亲没有当即同意他，但到了晚上同意了：“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这是一个父亲真挚的深情，对儿子做出的最大让步和支持，令人感动。

　　1946年春，孙犁先生从延安回到家乡。经过抗日战争，父亲已经很见衰老了，见到他回来了，很高兴，但嘴上不说，父子俩交流也少。有一天，父亲从地里回来，忽然跟他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说完了只是笑笑，并没有让孙犁先生去对。

　　孙犁先生事后解释道，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晚年退休在家，战事期间，他照顾一家大小，艰难备尝，对挣来的家产爱护备至，一点也不愿意耗损，“那天，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心里高兴，才对我讲起对联的”。接着他又后悔地写到：“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和他多谈几句的。”

　　让孙犁先生没想到的是，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得病逝世，自己再也没机会去对下联了，这真是件无法弥补的憾事。老来再忆起来，他依然有憾：“现在我已衰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很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相对于父亲，孙犁先生提及母亲的文字要少一些，主要集中在《母亲的记忆》一文中。他的母亲生了7个孩子，但只养活了他1个。他儿时多病，每次生病，夜里母亲总会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向过往的神灵祈告。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母亲的善良、无奈、自责、舐犊之情，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尽显无疑。

　　母亲虽是乡人下，不善表达，但对儿子的爱却是真挚的，遮掩不了的。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孙犁先生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孩子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刚开了一朵大花，母亲就毫不犹豫地折下给孩子送去，这就是母亲对儿子的爱！哪个儿子接到这朵花后不感动呢？

　　1956年，孙犁先生在天津得了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他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这是母亲对孙犁先生的不舍，她多想亲自照顾儿子啊，多想再次放一碗清水为儿子祈祷。孙犁先生说，这是他同母亲的永诀，自己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84岁。

　　通读孙犁先生回忆父亲和母亲的文章，非常朴素，没有过高的赞誉，也没有刻意的拔高，甚至没有过多的细节描写，却能引起读者极大的共鸣，就像普通人回忆自己的父亲母亲一般。这就是先生文字的高明之处，四两拨千斤！

　　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情感好恶，是脱离不开他的出身的。一个擅长写人性真善美的作家，其本人一定是真善美的，这种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母的影响。作家的为人处世方式，跟其父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在孙犁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