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的书信拍卖曾引发关于版权问题的热议。我在与作者或出版社编辑联系的过程中，也曾聊到几本书的版权问题，其中涉及出版家钟叔河、性学家刘达临、诗人邵燕祥、学者龚明德等。

　　第一本是一本散文集，名叫《心灵之依》，2008年4月一版一印，钟叔河等著。本书由几十位作者的作品汇集而成，第一篇即是钟叔河的《我的第一位老师》。我看到此书后与钟先生联系，先生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过这样一本书，可笑亦可诧叹也。”排在全书第一篇的作者，都不知道此书出版的信息，可能其他作者也不知道这样一本刊有本人作品的书出版吧。

　　第二本是刘达临写的《性社会学》，我手头上这本，版权页上为1988年3月一版一印。我手上另有一本曹正文著的《珍贵的签名本》，内有一篇《中国研究性文化的开拓者——记刘达临》谈到刘先生签名赠送的《性社会学》，影印的此书扉页上有“××××出版社 1986年”这样几个字。影印扉页上的出版社和我手头这本《性社会学》的出版社相同，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同一本书，1988年出版的标为一版一印，1986年出版的版次又怎么算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将手上的这本《性社会学》连同一封信寄给刘先生请教。刘先生回信说：“此书的出版有些波折，1986年刚要出版即被封，不久后开禁。后来又怎么印成1988年一版一印了，我也弄不清楚了。”

　　记得韦泱在《关于书籍出版的书话（三则）》一文中写道，著名诗人屠岸曾给他讲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屠老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年由文化工作社初版印刷，版权页上有“初版印数1000册”字样。不料后来文化工作社的员工揭发书店老板，“此书实际印数2000册”，老板很尴尬，赶紧给译者补上稿酬，并在再版时更正了初版印数。

　　而《性社会学》的出版时间、印次，作者自己都“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到底是初版、二版、三版还是盗版呢？

　　第三本是诗人邵燕祥先生的一本书，我手上这版是2003年3月一版二印。邵先生谈及此书时说：“见到这一版2003年第二次印刷的书，出版社并未按合同寄重印样书给我，我当向他们问讯也。”过了一段时间，我给邵先生去信了解问讯的结果。他回信说：“你提到的那本书，我写信给原先的责编，未获复。也就听之任之吧。责任或不在该责编，或其个人在现体制下亦有难言之隐，因那个出版社当年出我那本书，就是例外情况，它管理混乱，早已成‘卖书号’的大户了也。”

　　邵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对著作重印出版社不告知不寄样书却“听之任之”，且替责编开脱，认为“责任或不在该责编”“亦有难言之隐”，真是未替自己打算，却总是替别人打算。出版社重印了连样书都不寄给作者，其他方面诸如稿酬等作者应该享受的权利，怕是更无法保证了。

　　第四本是《<围城>汇校本》，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我有一本版权页上为1991年5月一版，1992年3月第三次印刷。此书责任编辑即学者龚明德，时任出版《<围城>汇校本》的某出版社编辑。他说：“此书的汇校者胥某真有其人，原在上海书店工作，因她代我借出了全套《文艺复兴》并复印了初刊完本《围城》，故署了她的名。实际工作，由我来做，胥也帮了大忙。封面只有初版是正确的五字书名：《围城》汇校本。后被外行删去三个字，坏了大事也！”

　　后来我又在旧书店看到一本，想买下来赠给龚编辑。回家两书一对照，问题出来了，后买的一本版权页写着1995年5月一版一印。与刘达临先生的《性社会学》一样，不同的年份，却都写的是“一版”，李逵乎，李鬼耶？！

　　版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连钟叔河、刘达临、邵燕祥、龚明德等名家，“自己都不知道”“弄不清楚”“未按合同寄重印样书”，可见不重视版权、不尊重作者的情况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如邵燕祥先生所言，出版社可能“亦有难言之隐”，但不管什么情况，让作者“知道”“弄清楚”“寄样书”，对出版社来说，应该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