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直面社会现实,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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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自由典藏 |
作家周梅森回顾改革开放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
“直面社会现实,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作者: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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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56年的周梅森,早年在煤矿工作,1978年踏上文坛,1992年接触编剧工作,1996年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发表,自此开始了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从《人间正道》到《绝对权力》再到《人民的名义》等,近30年来,周梅森创作的10部长篇全部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引发好评。
“我的人生和我的创作都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个叫周梅森的作家和编剧。”周梅森接受记者专访回顾45年创作历程时说。他认为,作家要敢于面对时代的深层次矛盾,敢于面对社会中出现的痛点、难点。“直面社会现实,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谈创作历程
记者:今年是你创作的第45年,可以简要回顾下创作历程吗?
周梅森:走上文学岗位前,我的人生都是在煤矿度过的,父母也是国企工人。1978年发表处女作《家庭新话》,自此开始创作。我的影视剧创作生涯几乎伴随着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早期我的小说《大捷》《国殇》《军歌》都改编成了电影。在人们的认知和我自己的角色认定中,我就是个作家。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我热衷于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寻找灵感,文学崇高而神圣,谁也不愿意放弃作家的身份,往编剧队伍里挤。
1996年,也就是我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副秘书长期间写出《人间正道》,开始了我的“中年变法”,投入到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现实主义题材也构成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写作主题。
说起《人间正道》,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对号入座风波,几十名厅级干部联名告状,但几经波折,电视剧还是坚持按计划开拍了。这要感谢两位老领导,一是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对号入座发生时,他正在住院,让秘书找来小说,读后态度鲜明地支持说,如果上法庭打官司,我替你辩护。二是九十多岁的作协主席巴金,他看过电视剧后,让女儿把小说读给他听。巴金指出,《收获》要发这样的作品。这才有了《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接连在《收获》发表。我由此坚定两个信心:一是坚持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文学作品的创作,二是坚持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影视化。
从《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到《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再到《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再到近年来的《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大博弈》,这10部作品全部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这期间,我经历了作家、编剧、影视制作出品等多重身份转换。可以说,近30年来,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我都有紧跟时代潮流的创作。
记者: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你怎么评价改革开放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
周梅森:我的人生和我的创作都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创作,改革开放都为我赋予巨大能量。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个叫周梅森的作家和编剧。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确定性的。
谈作家使命
记者:你认为作家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周梅森:45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一方面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呈现出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有着清醒的忧思,有我的思考、判断和反省。创作中,我在反映领导者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奋不顾身、勇于探索的同时,也不回避资本和资本运作,市场与权力经济的关系,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直面社会现实,我认为这就是作家最大的使命。
记者:作家如何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呼应时代的痛点?
周梅森:我近30年的写作都紧随时代步伐,这10部作品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在我的这些作品中都能找到反映当下时代切片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痛点。
我下海经过商,搞过房地产,炒过股票,还到地方政府挂职,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人生经历,恐怕写不出涉及社会体制等重大命题的现实题材。作品里的很多故事都有我自己生活的痕迹。
我既是改革开放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除了思索,也带来了感情上的沉寂或激动。写作时,我可能会有意无意使劲儿敲键盘。一场省委常委会开得壮怀激烈,我完全忘记了键盘是否能承受住我的这种激情。我写作损耗最大的就是键盘,写《人民的名义》,半年时间键盘就敲坏了三个。
谈退休生活
记者:退休后,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如何保持稳定的输出?
周梅森:我现在的写作状态仍然很好,还是每天坚持写两千到三千字。我的有些东西不一定要出版发表,但我必须坚持每天写作,坚持孤独地战斗。作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作家的宿命就是写作,直到有一天停止呼吸。
记者:如果请现在的你,对45年前初踏文坛的你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周梅森: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改革时代所给予我丰富而激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