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文人出书不易，但凡事皆有例外，我认识的作家里就有疫情期间每年还出四五本的，当然，这样的作家往往便是所谓“一线作家”。前一时，还听朋友讲起一“90后”女作家，因在几家“一线期刊”发了几个短篇，便有出版社抢着为她出书，字数不够，只得字大行疏，行与行之间足够读者写一段心得体会的。

　　1969年，导演、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筹拍电影《四男五女》，想找个名人做电影制片人。彼时李敖在台湾既是文坛大佬又是“话题人物”，刘家昌便请李敖“出山”，想用李敖的名头作为电影以广招徕的噱头。李敖开出条件，让刘家昌买书才行，李敖说：“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李敖后来开玩笑说当初把《古今图书集成》卖给刘家昌，是想挣了钱再自费出那些出版社不敢给他出的书。

　　斯·乔伊斯出名前，他的《都柏林人》别说在爱尔兰，即便在整个英国也没一个出版商愿意给他出。为此他有点精神恍惚，叶芝看不下去，找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帮忙，靠庞德的人脉联系到一家出版社，为乔伊斯出了一千本《都柏林人》，但前提是乔伊斯必须自己帮出版社卖一百二十本。乔伊斯跟人张不开嘴，费了牛劲也没卖出几本，最后还是他经济较为宽裕的弟弟斯坦尼斯洛斯把“砸”在乔伊斯手里的一百多本《都柏林人》给买走了。莫泊桑创作《羊脂球》的时候，在法国文坛已小有名气，可他在巴黎仍找不到愿意为他出版的出版商，最后不得不自费出了四百本，就这四百本书，莫泊桑却卖了三年多才卖完。

　　当初普鲁斯特写完《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在著名的丽兹饭店请不止一个出版商吃过饭，却还是没人乐意给他出这本书。亏了普鲁斯特的家境不错，干脆自费出版，印出来也不卖，全部送人。倒真是碰到了知音，有人拿着《在斯万家那边》登门来找普鲁斯特签他的整部《追忆似水年华》。

　　写《简·爱》的夏洛蒂·勃朗特、写《呼啸山庄》的艾米丽·勃朗特、写《阿格尼斯·格雷》的安妮·勃朗特，她们三姐妹的第一本书，是仨人凑钱出版的《贝尔三兄弟诗集》，三姐妹连真名都没署，且通过夏洛蒂的关系才卖出去两本。

　　梭罗的第一本书《康科德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是在爱默生帮助下出版的，印数800册，却有700多本被出版商拉到了梭罗家里。梭罗对朋友说：“我现在有了一个拥有900册藏书的图书馆，可其中700多本都是我亲自所著。”而《瓦尔登湖》即使在爱默生的帮助下也始终找不到出版商，于是梭罗只能四处借钱自费出版，出版后除了送送朋友，梭罗一本都没卖出去，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989年9月，王小波的二姐拿钱帮他出了第一本书，书名叫《唐人故事秘传》，封皮按当时通俗读物设计，收录有《红拂夜奔》等四篇纯文学小说，定价两块钱。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出得也极艰难，虽说遇上了赏识他的编辑，但还是没能走正规渠道，不能上订货会，不能打广告，书店也不能卖。那阵子，王小波每天都推着自行车，后座上绑两包书，到北京各个书摊和图书批发市场求书商买他的书。而且一上来都是白送人家几本，后面要的话再结钱。李银河还想方设法给王小波开了个研讨会，请了些评论家，虽然大家都说《黄金时代》好，可那天王小波开完会就提了个尼龙布兜子，装了满满一兜子《黄金时代》跑到清华大学去兜售了。那时的王小波对朋友说他想考个大货车本，不想再四处求人出书、卖书了。然而，即便四处求人，到王小波去世，定价12元8角的《黄金时代》也没卖完。

　　事实上，但凡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的书，鲜有在文学史上站住脚的，多数经典作品都少不了时间加持。当然，能出书对文人来说总是好事，但出书多少却不应是文人的标志。被“一线刊物”炒作的“一线作家”们出书如此容易，其实值得警惕。而没出过书抑或自费出书的好作家，至少在我的眼里却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