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    

　　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

　　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1976年征兵时节，我进了革命队伍。到了队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复。    

　　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

　　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最后还是决定考，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

　　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时，大学突然对我敞开了大门。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干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幸运的是，有些题目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幔，进去后能使人迷路。我们宿舍里的人懒，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

　　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便一次买回八十包。

　　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

　　我们系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就不去上课了。

　　现在想起来，当然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听到叽叽咕咕的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的时候。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

　　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

　　                                                     （原载《会唱歌的墙》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