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比如光绪九年（1883年），应会试的考生达16000多人，结果只有陈冕等308人进士及第，录取率约为1.9%，而98%的科举考生都成落榜生。那么，清代如此之多的落榜生除了单纯继续攻读再考者，还有哪些出路呢？

　　第一种出路是“半工半读”。清代科举落第者通常采取这种方式，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继续攻读，以待下届再考。譬如清朝的吴大澂，早年经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落第之后，都有一段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时光，到34岁那年才考试中榜，继而成为左副都御史、著名金石考古家。

　　第二种出路是走捐纳之路。道光九年（1829年），34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官职。而后，他因职务之便得以系统阅读了内阁所藏的清朝开国以来的大量史事档案，开笔写了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圣武记》。后来，怀抱忧国情怀的魏源还写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用所学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科举考试落榜生捐纳为官，这在清朝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这也是晚清吏治腐败的一个病灶所在。

　　第三种出路是落榜生放弃应试之路，改弦更张，从军从政。晚清左宗棠即是科举失意、投笔从戎的一个例子。左宗棠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而后，他凭着真才实学成了晚清中兴名臣。近代名流梁启超，他17岁中举后，“屡应会试未捷”，但“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

　　第四种出路是所谓的“大挑”。“大挑”是清政府给会试落榜生设计的一条出路。“清制，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后得赴大挑，亦入仕之一途也。”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举人应光绪庚辰大挑，被任为教职，后历官宜川训导、榆林教授。他在《闲谈笔记》中记载：“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清代的“大挑”看似给了落榜考生一个希望，但是以貌取人，实在有失偏颇。

　　此外，清代有些落榜生对于科举失望，改而从事商业。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后成为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