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覆灭后，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军官，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最终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逃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押回受审，旋被判处绞刑。艾希曼暴得大名，完全拜美国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赐。阿伦特参与报道了以色列法庭对艾希曼的审判，她为这次审判撰写的报告，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世界性的争议和轰动。

　　通过报道庭审，极大地改变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根本之恶”的看法。艾希曼这个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294页）从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争议巨大的概念——“平庸之恶”。

　　何谓“平庸之恶”？阿伦特指出，“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同上书，10页）她又说，“‘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166页）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形成于“不思考”（或译“无思想”），而这恰是纳粹主义的体制特征。当“不思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和精神习惯时，“服从”“追随”与“一致”就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正如艾希曼所说：“从我的童年开始，服从是某种我在体系中不能摆脱的东西……顺从和服从命令的生活确实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生活。以如此的方式生活，确实减少到一个人需要思考的最小值。”对艾希曼来说，服从——省心、省力，轻松而舒服；思考——费心、费力，复杂而危险。于是很自然地选择了“不思考”和“服从”。

　　“不思考”和“服从”，是“平庸之恶”的两个主要特征。但是，不管怎样，对行为主体而言，这显然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