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做过作家梦，现代就业压力巨大，这个梦也变得愈发真实。

　　据统计，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达1936万人。各行业“内卷”的情况下，不少人想以码字为生，觉得写作既浪漫风雅又容易出名，每天坐在桌前敲敲键盘，就能挣到足够的钱。

　　虽然古今中外都不乏以写作过上吃香喝辣好日子的人，但许多功成名就的作家，非常清楚在这一领域谋生有多艰辛，常有人出来现身说法。

　　林语堂就劝人“能做军阀为上策”，再不济也要做商贩，不论卖煤、贩酒，都比写作有出息。叶圣陶老先生更是仁者仁心，深知作家普遍都穷，临去世前把自己苏州的一套房子交出来，想要供各地的作家到苏州游玩时居住。

　　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曾从经济视角对张爱玲的写作方向做过分析，发现张爱玲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是在1943年～1944年发表的，期间没有长篇问世，或许因为当时上海的货币贬值速度太快，如果写长篇，按照合同约定的稿费标准，不论预支还是按月领取，都是作者吃亏，稿费收入到了下月可能连一包火柴都买不到。这一时期，张爱玲集中精力专攻短篇，反倒发挥出了顶尖水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张恨水的身上。他春风得意那些年，同时为几家报纸写连载小说，每天晚上都有报馆的人守候在他家门口。其千字稿费8元，在当时可买到200多斤大米。所以他写小说都是尽量拉长了写，《春明外史》90万字，《金粉世家》100万字，《啼笑因缘》22万字。他一家70多口人都是靠标点符号养活的，他还有余力在北平买了一个九进的院子。

　　其后通货膨胀，物价每天不同，张恨水的写作生涯遭遇严峻挑战，“月初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也许可以买个两三斤米，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半斤米都买不着了”，每次交稿前他都要和报社商量新的稿费标准。1947年，纸张贵如布匹，张恨水被迫停笔，之前他在上海出版的二三十本书，也因无利可获不再出版，不得不把房子卖了养家治病。

　　名家犹如此，普通写字人就更惨了。我前两年想把一部分专栏文章结集出版，出版社也有兴趣，但因为我寂寂无名，担心书的销量不好，让我到短视频平台找一个网红大V合作，每篇文章后面加上大V的几句话，然后让“合著”的大V利用影响力卖书。我只能悻悻作罢。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写作更适合作为一场缱绻意浓而又未被戳破的美梦，抑或一段充满虔诚的内心朝圣旅程，实在不宜以之谋生。因为不论是在惠特曼的时代还是现代，写作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流量——文字的好坏并不是创造效益的关键，流量才是。

　　所以，做网红反而是成为作家的一条捷径，只要粉丝数量足够多，自然就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合著”，轻易实现作家梦。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