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从医者角度回望中国近代史_自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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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从医者角度回望中国近代史

(2022-10-02 23:01:21)

标签：

马伯庸

《大医》

从医者角度

回望中国近代史

文汇报

分类：自由点击

马伯庸最新长篇小说上架预售首日销量超350万元

《大医》：从医者角度回望中国近代史

作者：文汇报记者柳青原载：《文汇报》2022年9月5日第5版

http://dzb.whb.cn/imgPath/2022-09-05/50905_p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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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最新长篇小说《大医》分《破晓》《日出》两册、共80万字，从医务工作者的视角回望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抗争史和救亡史。（出版社供图）制图：李洁

       马伯庸的最新长篇小说《大医》上架预售第一天，销量超过350万元。这个数字验证了读者对作家的期待和信任，也间接证明，大众迫切地渴望了解中国近代医疗发展的专业史。分成《破晓》和《日出》两册、共计80万字的《大医》，既是写一群被卷入20世纪上半叶动乱时局的医生，也是从医务工作者的视角回望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抗争史和救亡史。

一家医院勾连中国近代史大事件

       马伯庸写作《大医》的契机要追溯到五年前他参观上海华山医院的院史馆。在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楼、建成于1910年的哈佛楼里，他知道了华山医院是中国红十字会兴建的第一家现代医院，1910年落成、1911年投入使用的这家百年老院，于清末民初之际，医护们承担了大量与公共卫生、人道主义救援相关的工作，包括城乡防疫、救援灾民和战地救护等，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勾连了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大事件。

       这激发了马伯庸的好奇心，他起初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冷僻的中国近代医疗史，寻找那些隐入大时代的白衣侠士们的身影。大量查阅专业文献时，他屡屡被乱世中医护们支撑起民族健康事业的义举感动得长夜难眠。共情于那个年代中国医生的理想和信念，作家在叙事中选择了医生的视角，风暴的世界摇撼医院的大门，这些人带着专业知识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艰难时世。《大医》延续着马伯庸以往写作的志趣：想象游离在大历史记叙之外的普通人的戏剧，在“大事不虚”的地基上构建普通人的英雄梦。

       评论家何平曾对马伯庸的一系列“历史演义”小说给出一句简练的评语：在大密度的叙事中维持小说运动的姿势优美。《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这些作品，给人印象极深的特点之一在于有限时间制造的叙事紧迫感。而《大医》尝试了不同过往的线性时间的进程和叙事的速度感。80万字小说的时间跨度近50年，作者屡屡停在历史剧变的前夜，具体的年月标记了章节，比如一九一一年十月，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人物则深陷在时代沼泽的现场，模糊了对时间的感知。

       在凝滞的时间中，“大时代”鲜为人知的一面被打开了，与风起云涌的历史相平行的是被遮蔽的苦难的人们度日如年。作者用虚构再现了诸多出现在许多医生回忆录里却鲜为人知的往事：女医生在水灾过后的荒村里，救不回被夫家抛弃的、身患子痫的孕妇，心痛欲绝；武昌打响第一枪后，战事胶着，火线缺少必要医疗设备，枪林弹雨里医生给伤兵“盲”开脑部手术……郭绍虞为姚雪垠的《李自成》撰序言时写道：“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之处不仅要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到动到一般人写得活。”马伯庸认同且欣赏这个结论，他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追求“自无而有，自静而动”，《大医》着力于刻画眉目清晰的主角们，更进一步“一般人写得活”，写历史缝隙里具体的人，写那些人具体的苦难，以及他们具体的抗争。

在全球视野中观察历史的来龙去脉

       《大医》的三个主角，一个是日俄战争造成的孤儿，生活困苦，接受红十字会的资助成为“定向培养生”，一个是被外交官收养的孩子，在欧美游历长大，成年后回国，一个是巨富之家的独生女。据马伯庸说，这三个主角没有直接对应的原型，但他们的身份浓缩呈现了本土第一代医生的三种背景：其一是因为家境窘迫，接受红十字会和医院协定的“医学培养生”，其二是有海外生活和求学经历的精英，最后是出身优渥，没有生存压力，纯粹对医学好奇的富家子女。

       《大医》的开场是宛如电影平行剪辑的多线并行叙事。1904年7月的一天，东北少年方三响在日俄两军的炮火中被红十字会医生救下；旅居伦敦的中国少年孙希在海德公园东北角看到江湖游医演示巴甫洛夫的假饲实验；骄纵的富家女姚英子在上海虹口北外滩飙车闯祸。同一个时间点，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纵横千万里，勾连起三个相距甚远的空间。三个孩子在几乎同一个时刻遭遇了改变命运的偶然事件，这虽有作者之手“机械降神”之嫌，但也确实渲染了“天涯共此时”的维系感。就像那份从伦敦发出的电报，信号途经直布罗陀、亚历山大港，穿越苏伊士运河，横穿红海，从孟买经新加坡抵香港，最后直奔上海吴淞口。在《大医》这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台本戏里，决定众人坎坷浮沉经历的，不是玄学的命运之力，而是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包括医学在内的种种技术根本地改变了人对时间、空间以及生命的感知，改变了人与人联结的方式。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说，苍生大医要做到“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大医》通过身份差异巨大的一群医护人员的观察和感悟，表达“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些个性迥异的个体跨越了国籍、语言、阶层身份的差别，追求更善良也更具公义的新秩序。所以爱尔兰医生会自告奋勇为革命党递书信，他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对中国学生讲述爱尔兰大饥荒的苦难往事和无数投身于独立战争的年轻人葬身在香农河畔：“未来的风暴已经注定，我陪你送这趟信，是顺着风向推动一把，也为万里之外的家乡鼓励，没有哪个帝国是无法击垮的。”

       马伯庸创作《大医》的初衷之一是寻找特定身份的人们和历史的关联，在实际的写作中，他在想象的历史现场，寻找历史中不同角色、不同事件之间草蛇灰线的牵连。他说：“清末民初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深埋着许多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因素。在前所未有的变局中，置于全球视野下，才可能看清一部分中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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