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知若渴的岁月里

　　1977年，高考恢复，首批踏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在熬过十年文化荒芜期后，求知若渴，迸发出空前的学习热情。作为当年的一名教师，我有幸见证了这段历史，并深有感触，不由得抓取几个场景，照录于后，告诉今天的学子们，四十多年前曾有过这么一批人，他们勤勉好学、爱惜光阴、刻苦攻读的学习热情，足以垂范后世，也会使我们对今天的大好时光倍加珍惜。

　　我初次接触这批学生是198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他们正读四年级。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临时插进去教课，安排在下午，是门“选修课”。行内人都知道，“选修课”在英语专业本来就不受重视，可选可不选的，下午上课，到的人更少。因为学生多为“夜猫子”，中午要“补觉”，不情愿睡眼惺忪去“赶课”。退一步说，就是选了课也可以不去上，反正是大课，少掉几个人，也没谁会知道。不过，容得下百余人的大教室，若是听课的才“小猫一样，三只四只”，教师可就没面子了。说实在，我有些担心，上课那天，早早地去了教室，一点半开课，一点钟已经就位。只见陆陆续续有人进来，教室渐渐地“满”了起来，令我吃惊的是，一点半不到，已经不见空位，后到的只好像“楔子”那样，硬“嵌”进带靠背的长条凳子上去。上课了，一百多号人，没有一点儿声息，只是专心听我讲课。遇到黑板上写下的英文生字，赶紧抄在小本子上，准备课后去复习。无人打瞌睡，无人开小差，眼睛都紧盯着老师。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那种对知识的渴望，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们没少经风雨的脸上。

　　下课了，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忙不迭提问题。最使我吃惊的，是不少同学要求加课，希望从原先安排的一周四节，增加到六节甚至八节。经验告诉我，向来学生巴不得减少课时，好让自己轻松些，从来没听说要求加课的。他们脸上那种真诚、急切、恳求的表情，谁见了都会感动。我问他们：“你们都有午睡习惯，下午第一节课，总有人姗姗来迟。今天很难得，个个都准时，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出乎我意料。“老师，我们从来不午睡。这么大年纪才上的大学，还有什么理由浪费时间？”“那干什么呢？”“读英文，背词典，整理笔记，够忙的”。怪不得有些单词，我原以为他们不掌握，谁料很多人都熟悉。后来才知道，当时风行的郑易里编《英华大词典》，厚厚一大部，有人已背过三遍了。真是一批空前绝后的好学生，我不由得暗自感叹。

　　这些学生进校前多半自学过英语，起点不低，又异乎寻常地勤奋，毕业时英语已达到相当水平。其中有一些，实在太优秀，毕业前没有按惯例去中学实习，而是教本校英语专业学生，课还上得很出色。有些学生学有余力，挤出时间，自学了第二、第三门外语，几乎达到第一外语水平，这在华东师大外语系，是史无前例的。

　　学生的好学，并不止于我所执教的大学，其他学校也同样如此。那年月教师奇缺，时行兼课，资源共享。我应邀去本市的另一所大学上课。教了一学期后，因为忙，便作罢。记得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全班学生依依不舍，要欢送我回家，我怎么劝都不肯改主意。结果，整班同学跟着我，一路乘公交车从学校送到途中的“中山公园”站，我说到此为止了，但他们坚持要送到家。双方僵持不下，经反复“协商”，总算达成“妥协”：我在中山公园门口的草坪上，给席地而坐的“送行者”上一堂英语课，他们才同意不再远送。记得上完课，学生们热烈鼓掌，又是叫啊，又是跳，格外兴奋，引来不少路人围观，那情景至今难忘。

　　不光是学生，就连教师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进修，提高业务水平，弥补前几年荒疏造成的损失。各类培训班应运而生，利用假期帮助教师“充电”。当时有一个班，办在庐山上，颇有些名气。高质量的师资，美丽的风景，合宜的暑假时间，使这个培训班盛况空前。记得第一期授课者中有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其时，谷孙先生四十刚出头，风华正茂，且已声名远播。他潇洒大度，谢绝酬金，主办方“投桃报李”，免费供应啤酒，让他从上海坐船，一路喝到九江。他借着酒兴，课堂教学分外出彩，得到学员一致好评，反响十分热烈。主办单位深受鼓舞，并应各地教师要求，决定再办第二期。此时，我被邀上山执教，记得使用的教材是张汉熙编《高级英语》第二册，书中的文章艰深难懂，内容枯燥，生词特多，学起来非常吃力。但班上的学员依然兴趣不减，没有因为诱人的庐山风景而“逃课”，不但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而且大家早早就到场，怕抢不到好位置。他们上课时忙着记笔记，下了课围着提问题，任课教师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每次总要等到办会的人来“干预”，才能够勉强脱身。

　　前些年，各类培训班随处都有，但据我所知，当年学员的那种求知热情，那样的全身心投入，已不得见。

　　现在想来，那确实是个特殊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