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沉寂多年的格非于2004年、 2007年、2011年连续发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长篇小说。作为当代华语写作重要作家之一，格非每部小说的发表都引起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而这三部小说共同构成的“人面桃花三部曲”更是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从中或许可以窥见新世纪以来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变历程。

作为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格非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一直备受关注。自成名作《迷舟》开始，“空缺”和“叙事迷宫”就成为了他最具有独特性的叙事技巧和叙事特征。在《迷舟》里，整个故事最关键的部位“萧去榆关送信”出现了一个大的空缺，萧去榆关到底干什么去了？是去传递情报还是去找表妹？这一重要情节的空缺使得本应完整的故事忽然变得矛盾重重，变得不可诠释。而在《褐色鸟群》里，格非讲述了一个对时间消逝充满隐忧的水边隐居者和神秘少女棋的故事，用扑朔迷离的“棋”和“镜子”构成时间和真相的迷途，从而完全消解了所谓的“真相”和“历史”。在《青黄》中，他“把叙述的结构设计与生活史的存在方式结合为一体，它的叙述表明，历史如何是一个不完整的统一体，结构上的‘空缺’正是生活史的不完整性的隐喻投射”。

从博尔赫斯那里，格非学到了“空缺”和“迷宫叙事”，但博尔赫斯并不是格非“先锋性”的唯一来源，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这些20世纪西方小说大师们都是格非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在格非小说中，乔伊斯难以捉摸的意识流动，卡夫卡无处不在的神秘隐喻，马尔克斯和普鲁斯特绵绵不绝的追忆，都不难找到。

格非语言的古典性首先在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中国古典式的精致和唯美。在格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诗中惯用的意象罗列：“茂密的桑林，树木，知更鸟，她的青梅竹马，她的伙伴，她的年轻时光，她出嫁的日子。”（《夜郎之行》）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中最为推崇的“借景抒情”：“这个村子，它的寂静的河流，河边红色的沙子，匆匆行走的人和他们的影子仿佛都是被人虚构出来的，又像是一幅写生画。”（《青黄》）更可以看到通感等传统修辞手法的使用，“裴钟给我带来的那些姑娘……她们只是一朵朵流云或者说一缕缕香水的气息，在我眼前转瞬即逝”（《紫竹院的约会》）。这些都鲜明地昭示着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和古典美学对格非的影响，那些晦暗不明的叙事氛围，婉转悠长的叙事节奏，绮丽妩媚的叙事语言，让人不能不想到《红楼梦》和晚唐诗词等。

格非语言的古典性还在于其十分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也与中国古代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迷舟》一开场就是大量的抒情描写，“汩汩的流水轻轻地摇动着小船，一只黑色的水鸟倏地飞出，沿河岸低飞而去。萧在挂满露珠的藤蔓中觉察到了一丝凉意，浓郁的花香和水的气息使他心中充满了宁静的美妙遐想”“萧的平静的心中泛起了一层涟漪，但他很快又在桃花和麦苗的清香中陶醉了”，葬礼结束后，“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清新的阳光在中午前后渐渐地增加了它的热度。眼前正在农闲季节，麦苗还没有抽穗，柳树的稚嫩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舒展开，耐不住闲暇的农人漫不经心地给桃树和桑木剪枝”。萧与杏躺在野地里时的抒情描写则更为精彩：“在墨绿茶垄阴凉的缝隙中,他闻到了泥土的气息”“一阵和煦的风吹过，他默默地记起了一支古老的民谣。”几乎在格非的任何一篇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俯拾皆是的抒情描写，有时甚至掩埋了故事本身，以至于会给人以读散文或读诗歌的错觉。

从1994年开始，格非沉寂十年，十年之后的2004年，格非推出“人面桃花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继而又于2007年推出了第二部《山河入梦》。在2004年的一个访谈中，格非谈起过去十年没有创作的原因：“……那段时间我出现了精神危机，被很多问题困扰着。甚至，有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写，最喜欢的音乐听不进去，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批人总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隐秘的中心。我们对热火朝天的社会带着嘲讽的眼光，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生活的精髓。在自己生活的圈子充满自信，自由地生活着。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变了，出现了另外一些人。这时我总有一种感觉文学的环境不再属于我们了。我对读者完全没有信心，没有办法满腔热情地去写作……我觉得可能会过去，只有耐心地等待。当时的心态像卡佛说的：不抱希望，也不绝望。”这无疑是格非对自己80年代以来思想道路和写作道路的思考和反省。

沉寂十年，一出手就是“人面桃花三部曲”这样的大动作，这当然是格非对人生、对写作重新思考以后，决意重新实践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也确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看到了一些不同于格非以往作品的新特点。

在《人面桃花》中，格非的语言比以前更加古典精致，这当然也受益于小说的时代背景——民国时代，这个本来就处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时间段落，给了格非充分发挥其圆熟古文的机会，《人面桃花》中就有大量的诗词歌赋、人物简介、墓志铭等。

小说一开始，秀米的父亲就发了疯，在讲述“父亲”发疯的原因时，谈到了一张韩愈的《桃源图》，这仿佛无心的一笔，实则带出了整部小说的内核——《人面桃花》乃至整个《人面桃花》三部曲的主题就是人与“桃源”的关系，也就是探寻乌托邦的历程。无论是“父亲”还是“秀米”，甚至于后来的谭功达、谭端午，他们的理想都是“桃源”，命运也都与“桃源”息息相关。因此那张图绝不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叙述，它在不经意间制造了某种中国古典式的神秘气氛。

秀米父亲给丁树泽的一首诗中，借用李商隐《无题》诗典故，错把“金蟾啮锁烧香入”一句中的“金蟾”写成了“金蝉”，为此和丁树泽发生争吵的情节也同样耐人寻味。书中说，“你父亲作学问是半瓶子醋，但李义山的诗，他还是熟的，不至于当真闹出这么大的笑话”。那么，熟悉李义山诗作的“父亲”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这无疑会给读者留下疑问。实际上，这又是格非从古典诗学中学来的一个技巧。在古典小说中，文人之间的唱和酬对都极为讲究，改动字词多半出于有意而非无心，往往有其深意。父亲陆侃之所以笔误，将“金蟾”写作“金蝉”，无非是格非想在文本中留下一个印迹，启发读者。因为“金蝉”是后文出现的“蜩蛄会”的信物，而张季元正是“蜩蛄会”的成员，“陆侃”也许早就发现了妻子与张季元之间的暧昧关系，也早就知道张季元的身份，所以在这里将“金蟾”写作“金蝉”，“点”一下张季元。更何况，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说的本来就是男女之情“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的事情。这一个字，不但大有中国古代用典的风采，更是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而“蜩蛄会”的故事本身又颇具武侠小说的色彩，更加增添了小说的古典色彩。小说中的“凤凰冰花”，也是格非借以昭示人物命运的一件利器。秀米最初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这个瓦釜：“他（张季元）用手指轻轻地弹叩下壁。瓦釜发出了一阵琅珮相击之声，清丽无比，沁人心扉。秀米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羽毛，被风轻轻托起，越过山峦、溪水和江河飘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荒坟的所在，其实就是秀米被困的花家舍。就像《红楼梦》中的宝玉并没能理解判词和十二支曲一样，格非在这里也留了一个悬念——“‘据说，这物件还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到了冬天，碰上下雪的日子，寒气凝结成霜冻’——张季元正说着，翠莲冷不防推门走了进来。”于是，这个大秘密在小说中再也没有提及，也没有人知道，直到小说最后，就像贾宝玉重游太虚幻境一样，秀米终于发现了瓦釜的秘密。我们看到，在《人面桃花》里，格非的古典性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是内化到了小说的内容和思想内涵方面。

《山河入梦》同样是一部充满了古典气息的作品，谭功达本人，就是一个贾宝玉式的人物，总爱“犯傻做梦”，对各种女孩子都心存爱意。谶纬的手法在《山河入梦》中也再次运用，小说一开场，就借一个瞎子之话唱出了谭功达的母亲秀米一生的“判词”：“见过你罗裳金簪，日月高华，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见过你宴宾客，见过你办学堂，到头来，风云黯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早知道，闺阁高卧好春景，又何必，六出祁山枉断肠，如今我，负得盲翁琴和鼓，说不尽，空梁燕泥梦一场。”其实，这也正是谭功达一生遭际的一个变相缩影。

在古典性加强的同时，这两部小说中，格非首先彻底放弃了博尔赫斯式的网状时间观念和叙事迷宫，而代之以现实主义小说的线性时间，相应地，小说的可读性也大大增强。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中格非已经开始部分地由现代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当2011年“人面桃花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出版之时，我们将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变。